这出剧确实索然无味，我早就劝卡诺不要把它安排成主要剧目。我们还有其他很多能让美国观众有兴趣的独幕剧，但卡诺总是不听劝告。
对这次失败，不说别的，单是演出的情形就让人沮丧而难堪。每晚我们都在台上演着充满热情、妙趣横生的英国喜剧，台下坐着的却是冷漠无语的观众。我们在戏院里偷偷地来来去去，如同逃犯一样。而且连着六周都在受这样的羞辱。其他戏班的演员也都远远地躲开我们。我们在条幕后面等待演出时，个个都垂着头，灰心丧气，像是等待枪毙的囚犯。
这经历让我倍感孤独挫败，幸好我是一个人住，避免了让自卑感影响到其他人。白天我总是沿着漫长而不知所终的大街散步，或是去动物园、公园、水族馆和博物馆里打发时间。演出失败之后，我一直觉得纽约很可怕。高大的建筑和适者生存的环境压迫着我们。那豪华的房屋看来并不是住宅，而是记录成功的纪念碑。它们都好像在无情地提醒我，我个人的力量是那么微不足道。
有时候，我会走到很远的贫民区，那里的穷人看起来都是那么冷漠或是愤怒，有的在地上爬，有的尖声高叫，有的哭，有的笑，到处都是。那景象让人十分泄气，于是我又急着要回到百老汇大街了。
美国人都相信乐观主义，他们敢想敢做，永远在不停地尝试。他们一心要名利双收。还有一些像倾销存货、捞了钱就跑或是改换行业这种不安分守己的点子。他们这些想法让我受益匪浅，我在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啊，我又不打算献身于艺术，何必要固守这一行呢！于是戏班的失败反而让我轻松起来，觉得自由了。我重拾信心。决定无论经历什么事都要在美国待下去。
为排遣失意，我想要学点知识，于是买了一些课本回来，下决心研究。可惜的是，我没能持之以恒。那些书只被我简单的翻了翻，就压在箱底，之后全忘了。直到我第二次去美国时，才再次把它们拿出来看。
戏班的演出虽然失败了，但我个人却得到了戏剧界很高的评价。《剧艺报》的赛姆·赛弗曼这样提到我：“至少，那剧团里还有一个能逗人笑的英国人，总有一天美国人会为他倾倒的。”
我们当时都已经心灰意懒，打算一演完六个星期就收拾行李回国了。但第三个星期，在五马路戏院演出的时候，观众们大多是在美国当管家和仆人的英国人。所以那个星期，一开演我们就大受欢迎。观众们对我们的每一句笑话都报以满堂笑声。由于预想中还会是前几周的冷清场面，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大为惊奇。因为演出时很放松，我那天演得十分成功。
在那个星期，一位戏院的经纪人看中了我们的戏，于是请我们去西部给沙利文和康斯汀巡演二十周。我们准备每天演三场轻歌舞剧。
虽然第一次的巡演没一炮打响，但我们的成绩跟其他戏班相比还是可以的。在美国，那个年代的中西部是让人喜爱的。那儿生活节奏比较慢，充满了传奇浪漫的色彩。每一间药铺和酒吧门口都有供人摇骰子的桌子，你可以把赌注下在店里的任何货物上。每到周日早晨，街上就会一直传来骰子的响声。我曾经好多次用一角钱赢了一块钱的东西。
在那儿生活很省钱。在小旅馆里解决食宿，一周只要七美元。食品卖得特别便宜。我们戏团的人总是去吃酒吧柜台上的便餐。只需五分钱，就能喝上一杯啤酒，吃上一样可口的菜肴。
戏团里总共十五个人（也许不止），扣除火车卧铺的票钱，每人都能省下一半的薪酬。我一周能拿七十五美元，总是按时存五十美元到曼哈顿银行里。
太平洋沿岸地区是我们此次巡演的目的地。有一次跟我们同去的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得克萨斯州人，他的戏跟我们排在一起。他是个演空中飞人的，但正在犹豫要不要改做职业拳击手。我每天早上都陪他练拳，总能打中比我更高更大的他。后来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好。练完拳之后总要一起吃午饭。他的家人是得克萨斯州的普通农民，因而他跟我谈到农场的生活。于是很快我们就想到要放弃做演员，一起合伙养猪赚钱。
我们大做致富梦，计划用两千美元的存款，在阿肯色买两千亩每亩五角钱的地，余下的钱用来买猪和打理土地。我们按猪每年一窝生五头计算，如果一切顺利，五年内每人就能赚十万美金。
每次从火车的窗户看见养猪场，我们都激动万分，吃饭、睡觉、做梦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猪。直到买了一本教人科学养猪的书，看到里面详细描写了阉猪的方法，我的满腔热情才冷却，渐渐把这念头抛诸脑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