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谢谢你。”然后诚挚而天真地回吻了她。她的目光还是凝滞在我脸上，哆嗦着嘴唇。后来，她忽然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去倒了一杯茶，脸上似乎流出一丝笑意，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你太可爱了。”
她悄悄告诉我：“小女儿是个很好的女孩，但大的那个有点麻烦，你要对她留点神。”
我常在演出后被邀到她和小女儿住的大卧室去吃宵夜，跟她们道了晚安之后，我回去必须经过大女儿的房间。有一次我经过的时候，她对我招招手，悄声说：“把门开着，等她们都睡着了我就去你房间。”信不信由你，我当时气愤地一把推开她，大步离开了。我听说她在女神剧场的演出结束后，跟那个六十岁的驯狗师，一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私奔了。
然而，我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天真。一般年轻人会做的狂浪不羁的事，我都会。或是和戏团的人出去通宵达旦地玩，或是在妓院里狂歌滥饮。有一天我多喝了几杯苦艾酒，在酒馆里跟一个人打了起来，后来被警察和酒馆的人拉开了。那个人以前是个轻量级的职业拳击手，叫阿尼·斯通。当时我们两人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于是他对我说：“旅馆里再决胜负。”凌晨四点我踉踉跄跄地回到旅馆，去了他房间。
为了不惊吵别人，我们脱了鞋，拳打脚踢地斗了很久，最后他一拳正中我的嘴，打到我的门牙，我这才清醒，于是说：“住手，我可不想被你打掉牙齿。”于是我们停下手，拥抱了一下。我把他的脸全打破了，自己的一双手也肿得像戴了拳击手套似的。房间里溅得到处都是血迹，连天花板上都有。
夜里，我嘴角的血一直流到脖子上，在舞剧里演主角的女孩照例给我送茶点，还以为我自杀了，吓得尖声惊叫。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打过架了。
又一个晚上，翻译告诉我有一位知名的音乐家要见我，带我去了他的包厢。包厢里还坐着一位俄国芭蕾舞团的女演员，是个极漂亮的姑娘。那位先生告诉我，他对我的表演十分欣赏，说我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和舞蹈家，而且没想到我如此年轻。听了他的夸奖，我客气地鞠了一躬，还偷瞄了他的女友几眼。离开包厢后，我问翻译：“那位先生身边的小姐是谁？”
“她是俄国一位芭蕾舞演员，叫……”接着翻译说了个长而复杂的名字。
我又问：“那位先生的名字呢？”
“德彪西，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我没有听说过。”我说。
那年，指控斯坦赫尔夫人谋杀自己丈夫的案子被传得沸沸扬扬，最后她却被判了无罪；那年，开始流行用于男女间调情的“蹦蹦舞”，一对对情侣们没羞没臊地搂在一起转圈；那年，竟然通过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所得税法令，每镑要缴六便士；那年，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序乐》被介绍到英国上演，但听众们只是喝了倒彩，还退出了剧场。
我一腔愁闷地回国了，开始了到外省各地的巡演。这些地方和巴黎真是有天壤之别。在北方城镇那些愁苦的周日黄昏里，全部店铺都关了门，清冷的钟声似乎是对人们的谴责。喝了酒的年轻人和嬉笑着的姑娘们，三五成群地在昏暗街巷里游荡着，一路吵吵闹闹。这也是他们周日傍晚唯一的乐趣。
六个月后，我总算对现在的工作适应了。这时从戏团在伦敦的办事处传来一条让我雀跃的消息。卡诺先生让我在《足球赛》的第二轮演出中顶替哈里·韦尔登的角色。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契机。我虽然在其他一些短剧中获得好评，但如果比起《足球赛》中的主角，那些演出都只是微不足道。更何况，我们这次要去伦敦一流的牛津游艺场上演。我的名字会第一次被印在戏单的最顶端，成为全市人瞩目的中心，这是个大大的进步。如果我一举成名了，就可以拿到一大笔薪酬，接着就能拓展我的演艺范围，实现我各种美好的梦想
《足球赛》用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原来的，所以我们只需排练一周。我对如何演绎自己的角色揣摩了很久。不同于哈里·韦尔登的兰开夏口音，我打算在戏里说伦敦本地话。
不巧的是，我在第一天排练时得了喉炎。我用尽所有的办法想让嗓子痊愈，轻声说话，吃药片，喷药水都不管用。我已经急到完全无心去想在演出时怎么插科打诨，逗人发笑了。
第一场演出时，我绷紧了嗓子里所有的血管和神经，拼命大声说话，但观众们还是听不见我在说什么。事后，卡诺过来责怪我，脸上的表情既失望又有些轻蔑。我跟他保证明天嗓子就能好，但实际情况却更糟糕了。我用嗓过度，很可能导致完全失声。于是第二晚，另一个演员临时顶替了我。第一个星期结束后，我的戏被取消了，在牛津游艺场的所有梦想都化为泡影，在沉重的打击下，我得了流行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