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写信跟雪尼细说初演的情况，只是拍了一份极简短的电报，告知他已经签了一年的合同，每周四镑。《足球赛》在伦敦连续上演十四周之后，开始去各地巡演。
在这剧里，韦尔登主要靠模仿兰开夏那种言语迟钝的傻子来逗笑。这对于南部的人来说，就显得没有那么好笑了。这些城市的观众对韦尔登都挺冷淡。所以那几周里，韦尔登的脾气一直很暴躁，把气全撒在我身上，对演戏只是敷衍了事。戏里面有他打我脸的情节，其实应当是由在条幕后的另一个人拍巴掌配音，好让观众觉得像真的一样。但他有时竟真的很重地打我耳光，多半是嫉妒的缘故。
在贝尔法斯特演出的时候，剧评家们把韦尔登批驳得体无完肤，却对我的演技高度赞赏。于是无法容忍的韦尔登对我恨到了极点，那天他在台上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鼻血直流，痛得几乎没有力气再演下去。事后也因为这事跟他起了争执，他却不承认自己是嫉妒我。
雪尼回伦敦后，准备在布里克斯顿路安家。我们在那租了一套房子，并且打算在家具摆设上花个四十镑。我们在前面那个房间铺上了地毯，其他几个屋子铺上了漆布，还买了一套家具，有床和两个扶手椅。起居室的角落里摆了一架手工屏风，对面摆着一个镀金画架，放着一幅镶着金边框的蜡笔画，还买了一架竖式钢琴，总共比预算多了十五镑，不过我觉得那钱花的是很值的。
从此以后，布里克斯顿路格伦肖大厦的十五号房，就成了让我们留恋不已的家。每当在外省演出的时候我们总是格外渴望回去。这时我们手头有不少富裕的钱，每周能补贴外祖父十先令，还能雇个女佣打扫房间——虽然没什么必要。住在那房里的感觉就像是在神庙里一般。雪尼和我总坐在那两张大大的扶手椅里，怡然自得。我们还买了个有浮雕的铜炭围，四周有垫了皮的座位。我总是在扶手椅上坐坐，再去那儿坐坐，试试哪个坐着更舒服。
在我快十九岁的时候，已经是卡诺剧团里很红的喜剧演员，但我总觉得有些不足。春来春去，夏日又是那么空虚无聊。工作单调，生活也很烦闷。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为了生存而奔波劳碌，前途渺茫，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庸俗生活。我开始变得郁郁寡欢，容易不耐烦，还会在休息日独自去公园散步，听乐队演奏。这一切的迹象都表明，我开始渴望爱情了。
那段日子，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在两三个游艺场里表演。在斯特里塞姆帝国戏院的时候，有个歌舞团排在我们前面，叫“伯克－库茨美国姑娘”。我从来没注意过她们。但有天晚上，我站在条幕后发呆的时候，忽然她们中的一个在台上滑倒了，逗得另外几个直笑。其中有一个姑娘的眼神不经意间跟我碰上了，我立即被她那双闪亮而顽皮的棕色大眼睛迷住了。她像个小羚羊一般苗条，有着一张端正的鸭蛋脸，饱满的嘴唇和好看的牙齿。那一瞬间我就像触了电一样。她下场后，曾叫我帮忙拿着一面小镜子，以便她整理头发。于是我也就近距离地看了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星期三那天，我约她在周日见面。她大声笑了：“我还不知道你不抹红鼻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是因为当时我扮演的是一个爱喝酒的丑角。
我解释道：“我的鼻子可不是这么红，也没有打扮的这么老。”
第二天，我送给她一张我的照片，上面是一个身量尚小的青年，戴着黑领圈，满脸愁容——我觉得这照片拍的比我本人要好看。
她看了之后说：“没想到你挺年轻嘛，我还以为你至少有三十了。”
我笑着说：“我还没满十九呢！”
后来她答应我周日下午四点在肯宁顿门见面。因为平日都要排练演出，没法约会。
那天真是酷暑难耐。我打扮得很体面，穿了一套有点时髦的收腰黑衣服，戴着黑领圈，还拿着黑檀木手杖。四点还差十分的时候我就到了那，紧张地看着走下车的乘客。
我还不曾见过她卸了装是个什么样儿，这让我有点害怕。没准她的美只是因为化装而显出来的吧。所以每当一个样貌平平的年轻姑娘从车上下来之后，我都要失望好一会儿。
还有三分钟到四点，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姑娘从车上跳下，朝我这边走来。想到整整一个下午都要故作高兴地陪着这个人，真是让我心灰意懒。但出于绅士，我还是略抬了帽子，并挤出一个笑容，她却狠狠地瞪了我，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多谢老天爷，幸亏不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