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这个时候，总会由菲碧来调解劝和。她为人正直、处事公平，家里人都喜欢她。每次吵架结束，也总是她自告奋勇去做家务，但茜尔玛却拦着她不让她做。
我失业快三个月了，雪尼每周交给菲尔兹太太十四先令，那是我的食宿费。他现在在弗雷德·卡诺的戏班里已经是主要喜剧演员了，而且常常会向卡诺提到我，说我很有演戏天分，但卡诺却觉得我太小了而不加理会。
那时候犹太喜剧演员在伦敦是最受欢迎的，我就想到戴上大胡子演犹太人，隐瞒自己的年龄。我从《麦迪逊汇编》这本美国笑话书里，摘出一些歌曲和有趣的对话，编成一出戏，用雪尼给我的两镑钱准备排练。我连着好几个星期都在练习，还表演给菲尔兹家人看。她们看得都很认真，也一直给我打气，不过没什么其他表示。
我找到福雷斯特游艺场，一家建在迈恩路不远处犹太区中心的小戏院，因为在凯西马戏团的时候我曾经在那演过戏。戏院管事觉得我还可以，就答应让我借场地试演一周，不过没有任何报酬。我把将来的理想全压在这一个星期的试演上了。期待着在福雷斯特一鸣惊人，然后再去伦敦所有的大剧院里轮流演出。没准还能平步青云，在一年内成为轻歌舞剧中响当当的名演员。我还答应菲尔兹一家人，等排练完了，就去给她们拿戏票。
周一的午后，我很专业地带着所有人排练了一遍，但对自己的装扮始终拿不准，无论多少假胡子都瞒不住我的年龄。更重要的是，我的喜剧内容是十分反犹太人的，我之前竟然没有意识到。何况，我的笑话很陈旧，模仿的犹太口音也十分拙劣，而我自己本身也并不是个能逗人笑的人。
我刚说完了开场的几句笑话，台下的人就开始起哄，往台上扔铜子儿和橘子皮，而且愈演愈烈，还夹杂着嘲笑和吆喝。于是我离开舞台，也没跟戏院的管事说话，径直到化妆房里卸了妆，离了戏院，连放在那的几本音乐书都没拿回来。
我回去时已经很晚了，很庆幸菲尔兹家人都已睡着。第二天，菲尔兹太太很急迫地问我演得如何，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还不错，但要做修改。”她告诉我菲碧去看了演出，但回来的时候很累了，所以没跟家里人说如何。后来菲碧没有说这事，我也就让它过去了。菲尔兹一家人都没再提过，她们对我没有演满一星期也没觉得惊讶。
幸而雪尼当时不在伦敦，我不用痛苦地跟他讲述这段经历。他也从未问过我，估计是猜到或听说了吧。那晚的可怕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也让我清醒的认识到，我缺乏接近观众和吸引观众的天赋，不适合做个轻歌舞剧里的喜剧演员。不过我也安慰自己，在刻画性格方面，我还算是个成功的喜剧演员。不过，想在这一行里崭露头角，这一次的挫折怕是不够的。
我十七岁那年，得以在《快乐少校》中扮演少年主角，那是出令人沮丧的戏，仅仅演了一周。扮我妻子的女主角，是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满身杜松子酒的气味，我这个多情的丈夫还要把她搂在怀里吻着。这次演出真是把我从前要成为男主角的远大理想消磨殆尽了。
之后我又开始涉猎编剧的工作，写了一出叫《十二位正直的人》的短小喜剧，讲一个陪审团审理违约案件的故事。陪审员里一个是聋哑人，一个是个醉汉，还有个赤脚医生。我跟玩杂技的催眠师查科特说了这个故事，他愿意出三镑给这个脚本，让我导演这部戏。于是我们请了几名演员，在肯宁顿路号角酒馆的聚会室里进行排练。有个爱挑毛病的老演员总是批评我这剧写的无聊而粗俗。
第三天练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收到查科特送来的一张字条，告诉我他不想再演下去了。但我生性没那么洒脱，只是没动声色地把字条揣进兜里，让大家继续排练。午饭时，我把那些演员都带到我们的宿舍里，说我哥哥有话要跟他们说。然后在卧室里给雪尼看了那张字条。他问：“你还没跟他们说吗？”
我小声说：“没有。我没办法说出口，让他们知道自己白练了三天。”
“我去告诉他们，这又不是你的错！”雪尼大声说。
我却害怕地哭了：“我可怎么说呢！”
“别傻了。”雪尼去了隔壁，把查科特的字条拿给大家看了，说了一下原委，然后带我们到拐角的酒馆吃了三明治，还喝了酒。
演员们的举动常常让你意料不到。那个爱发牢骚的老家伙这时表现得最让人宽慰。他听雪尼说了我的为难之后开始大笑，拍着我的背说：“这可不是你的错，孩子，只能怪那个该死的老无赖查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