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个月，母亲要回伦敦了。她想省些旅费，不再跟着我们到处跑，而且想要在我们巡演结束前布置好一个新家。她在切斯特街那家理发店的楼上租了一套房子，就是以前我们住过的地方。此外她还买了一套十镑的家具，分期付款。那几个房间当然谈不上雄壮华丽，但是她在卧室里装橘子的木箱上盖上了印花布，别出心裁，让它们看起来像小衣柜一样。雪尼和我每周能挣五镑五先令，把其中一镑五先令交给母亲。
第二轮巡演结束后，雪尼和我陪了母亲几个星期。我们虽然很乐意陪着她，但由于家里比起设备舒适的外省公寓要简陋一些，所以我们又有点想再次参加巡演。这时候我们对那些小享受已经开始习惯了。母亲也觉察到这点了吧，去火车站送我们的时候，她看上去很高兴，但火车开后，她在月台上笑着挥舞手绢的样子却又显得忧郁。
在第三轮巡演的时候，母亲来信说，那个露易丝，也就是父亲的后一个妻子死了，她只比父亲多活了四年，就死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兰贝斯贫民学艺所里，真是造化弄人。她的小儿子也被送进了雪尼和我曾经去过的汉威尔学校。
母亲在信里说，她去看了那个孩子，他已经十岁，完全不记得雪尼和我曾经和他一起住过，因为那时候太小了。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没什么印象了。据母亲所知，他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他很漂亮，安静害羞，看起来心思缜密。母亲给他带了些食物，而且说要经常去看他，我相信她确是常去的，直到后来她自己旧病复发，再度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
知道母亲再次发病之后，我心如刀绞。我们一直不了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是在一份短短的通知里得知有人发现她一直在马路上徘徊，说话语无伦次。束手无策的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清醒过，而之后的几年，凯恩－希尔疯人院也渐渐萧条，我们手头宽裕了之后，才想办法把她转到了一家私人医院。
不过命运之神并没有完全抛弃母亲。因为在母亲生前的最后七年中，我们都长大成人，功成名就，她也过上了不曾想到的舒适生活。
后来，《福尔摩斯》的上演权被哈利·约克先生从弗罗曼戏班买走了，他是布莱克本皇家戏院的老板，于是我们在这个戏班的巡演就告一段落了。新戏班邀上了我们，去更小的城镇里演出，但每人的报酬都降到了三十五先令。
这个新戏班和弗罗曼戏班相比逊色了很多，这让我们十分懊恼。我本不打算让别人知道我对这班子的歧视，但由于被新导演问到了一些舞台技巧，我就急着告诉他弗罗曼戏班是怎样导演的。这引起了戏班人的不快，从此他们就当我是个乳臭未干的自负小子。一个新的舞台管事还多次借机找我的麻烦。
后来，机缘巧合，《福尔摩斯》的作者威廉·吉拉德编了一出叫《福尔摩斯难做人》的开幕戏，共三个角色：一个疯女人，一个福尔摩斯，还有福尔摩斯的小用人比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吉拉德的管事波斯坦斯先生给我拍来一封电报，问我能否扮演比利这个角色，到伦敦跟吉拉德一起出演这场开幕戏。
我激动极了，但又急得团团转，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戏班能不能在外省找到人，替我演他们这边的比利，好在他们真的另找到了一个比利。
回到伦敦后，我们在西区的一家戏院里演出。这次经历被我形容成自己的新生。我到了约克公爵戏院，会见了舞台管事波斯坦斯先生，他领我会见了吉拉德先生。我还见到了美若天仙的玛丽·多萝，她有着娇嫩的嘴唇，整齐雪白的牙齿，令人心醉的下颌，乌黑的长发和一双棕色的眼睛。这种美丽让刚满十六岁的我惊呆了，我告诉自己不要被她迷住，却还是对她一见钟情了。这一切的经历，几乎让我有些眩晕。
优秀的女演员艾琳·范博朗在《福尔摩斯难做人》里演那个疯女人，出演福尔摩斯的吉拉德只是坐在那听她念着大段对白。我则在剧里说了一句笑话：“您的办法是对的，先生。那儿才是真正的疯人院呢。”
剧评家们对这幕剧里的笑话是欣赏的，但他们批判吉拉德为玛丽·多萝所写的《克拉丽莎》并不成功。于是吉拉德在那之后又开始重演《福尔摩斯》，我依然在剧中扮演比利，又能拿到每周两镑十先令。这让我喜出望外。
排练的时候，我再一次遇见了玛丽·多萝，我告诉自己不要为她倾倒，但对她的爱慕却又在沉默中渐渐加深，我恨自己的软弱无能，觉得她可爱，却又因为无法接近她而觉得她可恨。她演的是爱丽丝·福克纳，我没有跟她合演的戏。但我算好时间，故意在楼梯上遇见她，然后结结巴巴地说句“晚上好”，她也会笑眯眯地说声“晚上好”。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