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一炮走红，我参演的时候，有一次亚历山德拉王后同希腊国王和克里斯琴亲王也去看戏了。
在这部戏结束前两周，巴昔卡先生开了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当时大名鼎鼎的肯德尔先生和太太，希望能让我在他们的新戏里演个角色。那时候他们正在圣詹姆斯戏院里上演一出很卖座的戏，正好快要结束了。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在那家戏院的休息室见面。二十分钟之后，才看见肯德尔太太远远地走过来。她神情傲慢，一见我就说：“你就是那个孩子啊。我们下一部戏要到外省巡演，我很愿意听你念下脚本。可我们现在太忙了，明天早上这个时间，你再来一趟，好吧？”
我冷冷地答道：“对不起，夫人。很可惜我不能去外省演出。”然后就将帽子稍微抬了抬，出了休息室，雇了一辆马车走了。此后的十个月里，我就一直散漫着，无事可做。
在约克公爵戏院演完最后一场《福尔摩斯》后，玛丽·多萝要回美国去了。那晚我一个人在外面喝到酩酊大醉。两三年后，在费城，卡诺喜剧团参演新戏院开幕典礼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她，依然是那么美丽。她致辞时，我就站在条幕后面看着，但因为演丑角，又已经上了装，所以因为难为情而没让她知道那就是我。
伦敦演出的《福尔摩斯》和在外省的巡演的《福尔摩斯》几乎是同时结束的，所以雪尼和我都闲下来了。不过他在《时代》戏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于是很快就进了查理·马侬的丑角闹剧班。这种戏班演的都是幽默的哑剧，不过配上优美的舞剧音乐，很受观众欢迎。后来，弗雷德·卡诺，最杰出的丑角闹剧班的班主看中了雪尼，邀他去了自己的戏班，每周给他四镑的薪酬。当时那里没有合适的戏让我演，不过幸好我在伦敦演出时存了点钱，于是在雪尼去外省演出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留在伦敦，偶尔去台球室打打台球。
第六章 在卡诺剧团
这一阶段里，我进入了躁动的青春期，酝酿着年少时分的情感。我憧憬着那些冲动热情而又轻狂的事情，有时候畅想，有时候苦恼，对生活忽而憎恨忽而热爱，徘徊在这庞杂的迷宫里。我的词典里从不曾有过“艺术”这个词汇。演戏仅仅是我谋生的手段罢了。在这种独自迷茫和混乱的时期里，我也曾接触过娼妓，还喝过酒，但这些都不能让我流连忘返。浪漫和刺激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很了解那些穿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无赖青年们的心理。他们无非和我们一样，喜欢传奇而冒险的生活，想要引人注意罢了。既然那些公立学校的学生可以寻欢作乐，胡作非为，那这些无赖们要出出风头的想法不是也很自然吗？
后来，我在凯西马戏团里找了份工作，那是个让孩子去扮演街头上的大人的戏班子。我在歌舞剧中扮演并且讽刺大盗迪克·特品和“医生”沃尔福德·博迪。我对博迪“医生”的模仿相当成功，那是对一种教授和学究式的人物的性格刻画，已经超出低级的逗笑层次了。我把自己扮得和博迪活脱脱一个模子印出来，于是成了戏班的台柱子，每星期能挣三镑。我觉得那戏挺差劲的，不过给我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喜剧演员才能的契机。
在伦敦演出的时候，我们六个演员都在肯宁顿路的菲尔兹太太家寄住。这位六十五岁的老寡妇有三个女儿，弗雷德丽嘉、茜尔玛和菲碧。弗雷德丽嘉的丈夫是个俄国细木匠，挺有派头，却长着一张鞑靼人的大扁脸，亚麻色的头发和胡子，还有一只眼睛是斜的，难看极了。我们六个每天在厨房里吃饭，跟他们渐渐熟稔了。于是雪尼回伦敦演出的时候也住她家。
我离开凯西马戏团后又回到肯宁顿路，仍住在菲尔兹家里。她是个很和蔼的老太太，勤勤恳恳，完全靠房租为生。大女儿弗雷德丽嘉有丈夫养活，所以不用她负担。茜尔玛和菲碧帮她做些家务活。菲碧十五岁，鸭蛋脸庞，微钩的鼻子，十分漂亮。不管是肉体还是感情方面，她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但我知道，当时不满十七岁的自己，对女孩子打得都不是什么好的主意，所以一直很理智地克制着自己。而菲碧则为人正派，后来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菲尔兹一家人都容易激动，有时候会为了谁做家务而大吵大闹。二十岁左右的茜尔玛最娇惯，也最懒惰，总是把家务事推到弗雷德丽嘉或者菲碧身上。小吵往往发展成大闹，于是家里那点丑事也会闹得人尽皆知。从菲尔兹太太话中听出，茜尔玛曾经跟一个年轻的利物浦律师私奔过，从那以后就不愿再做家务，而是当自己是个贵妇人。菲尔兹太太吵到气极时，也会拿这事来讽刺她，她则毫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