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我说他打算演戏，不再去航海了。估计这些钱可以让我们过上二十个星期，他就在这段时间里去戏院找工作。
我们带着香蕉、坐着马车的归来引起了那小弄里的轰动。房东太太跟雪尼说了母亲的事，不过为了免去他不必要的烦恼，就省去了一些细节。
雪尼当天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那晚，我们穿戴得体体面面，坐在伦敦城南游艺场的正厅里看戏。雪尼一直说着：“要是妈妈今晚也在，还不知道要怎么高兴呢。”
那一周，我们去凯恩－希尔探望母亲，在会客室里的焦急等待让人难以忍受。终于，在听见一串钥匙响之后，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的母亲走进来了。她认出了我们，但没有那么开心，没有以前那种欢欣鼓舞的神情。一个喋喋不休的看护陪着她，她说母亲今天身体不舒服。
母亲微笑着很有礼貌地瞥了她一眼，好像要等她走开。
看护走之前补了一句：“她身体好点了，你们再来。”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雪尼一直想要给母亲打起精神，所以一直说着为什么在国外耽误了那么长时间，又怎么运气好，怎么挣了钱，但母亲只是坐在那，边听边点头，恍恍惚惚、忧心忡忡。我安慰她，说她很快就会痊愈的。于是她难过地说：“是啊，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后来，医生跟雪尼说，母亲这次精神失常一定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虽然她现在有时能清醒，但完全康复还要几个月，需要继续治疗。之后的很多天里，母亲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着：“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第五章 第一次登上舞台
约瑟夫·康拉德曾在信中跟朋友说到：生活让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逼到角落的瞎眼老鼠，等着自己的是即将落下的棍棒。这说出了所有落入困境中的人面临的恐怖场景，但这些人里面总有一些会否极泰来，我就是其中一员。
虽然我曾经做过许多杂活，当过报童、印刷工人、玩具小贩、吹玻璃的，还有诊所用人，但跟雪尼一样，无论自己在做什么活，我从没忘记自己要当演员的最初理想。一到休息日，我总会穿上擦亮的皮鞋和洗干净的衣服，再戴上干净的硬领子，准时到河滨大街贝德福路的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那去。这是我的惯例，直到我的那套衣服破到没办法再穿出去为止。
第一次去的时候，事务所里站的满满的都是穿着体面的“演员们”，有男有女，装模作样地交谈着。我生怕有人看见我那身破旧的衣服和开了口的鞋子，很羞愧地躲在门边的角落里。间或会有一个年轻职员从办公室走出来，极干脆地说一句：“没你能做的工作。也没有你的。也没有你的。”瞬间那些骄傲的“演员”就蔫了下去，事务所里的人也渐渐都走光，像做完礼拜的教堂一样。有一次，那儿就只剩我一个人了，那职员看见了我，突然停下来问：“你来做什么？”
我像奥立弗·退斯特求人给他添点粥一样，可怜兮兮地挤出一句：“你们需要人扮演小孩子的角色吗？”他问我登记了没有，我摇摇头。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领我到隔壁的办公室里，登记了我的姓名住址和一些其他细节，并告诉我会在需要的时候通知我。我轻松愉快地离开了那里，因为终于完成了一项任务。
在雪尼回家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让我去他们那。于是我打扮得焕然一新，被带去见了布莱克默先生，他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摆架子或是吹毛求疵，而是和蔼可亲。他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去查尔斯·弗罗曼的事务室里去找C.E.汉密尔顿先生。
我向汉密尔顿先生虚称我已经十四了，其实我才刚十二岁半。他看了字条，见我又矮又小，觉得挺奇怪又挺有意思的。他告诉我，需要我扮演《福尔摩斯》里的小用人比利，一共巡回表演四十周，从秋天开始起。
此外，《福尔摩斯》里的主角H.A.辛斯伯里先生，自己又编了一部叫《吉姆，伦敦人的传奇》的新戏，也有一个要孩子出演的角色。“它很适合你。”汉密尔顿先生说。巡演《福尔摩斯》前，戏班要先在金斯顿戏院试演《吉姆》这部戏。他在这部戏里给我每周两镑十先令，之后演《福尔摩斯》的时候也一样。
这么多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飞来横财，但我却一本正经，连眼睛都不眨，说：“我要跟我哥哥商量一下这个待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