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没勇气直接回家。只是一路走到纽因顿靶子场那儿，徘徊到下午很晚才回去。顶楼显得那么空寂和破败。菜橱里除了半小包茶叶之外没有一点儿吃的。母亲搁在壁炉台上的钱包里，放着三个半便士、一串钥匙和几张当票。她刚刚给我吃的糖果还摆在桌角。看到这些我又哭起来了。
那晚我睡得很熟，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第二天醒来，照在地上的阳光让这屋子显得愈加冷清了。房东太太上来对我说，在她把这顶楼租出去之前，我还可以住那，还让我饿了就尽管去找她要点吃的。我谢了她，说雪尼回来后会补上房租。可我羞于向她要吃的。
这一天我没有兑现跟母亲的承诺，没有勇气去看她。但房东太太去找了医生，并听说母亲被转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这伤心事反而让我的良心稍稍好过了一点，因为那儿距家里有二十英里远，我是去不了的。等雪尼回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母亲。刚开始的几天，我没有向认识的人提起母亲的事。
我总是一大早就溜出去，在外面闲晃一整天，随便弄点吃的，饥一顿饱一顿对我来说都没什么。不过房东太太也曾邀我去她那吃饭。
因为不想让麦卡西家知道母亲的事，我刻意避开他们家，逃离了所有的人。
一星期后我对这随遇而安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最怕的是如果雪尼再不回来，房东太太就要把我的情况跟教区负责人说，我就会再次被送去汉威尔，所以我一直躲着她，甚至睡在外面。
我在肯宁顿路后边一条小巷子里，认识了几个流浪汉模样的劈柴人。我觉得他们干的这活很有意思，几天后开始帮着他们做。我无意于卖柴火，只是觉得在棚子里和他们一起劈柴很热闹很好玩。
他们都不到四十，安静而和善，不过样子和动作看起来却很老。老板（我们对他的称呼）鼻子通红，满嘴就剩了一颗虎牙，但他看起来有一种自然的、和蔼可爱的样子。另外一个人脸色很黄，嘴唇厚厚的，虽然挺和气，但是沉默寡言，说话很慢，有癫痫症。每当中午快一点钟，老板总是抬起头来跟我说：“你吃过奶酪皮做的威尔士兔子肉吗？”
我回答：“咱们已经吃过好多次了啊。”
于是他哈哈一笑，露出那颗牙齿，递给我两个便士，我就跑到路角阿希的小店里，买回来一便士乳酪皮和一便士面包，我很讨阿希喜欢，所以他总会多给我些。我们把乳酪皮洗干净了，加上水、盐和胡椒。老板有时再放上一块咸肥肉和一点洋葱屑儿，外加一罐热茶就是一顿可口的午餐。我并没向他们要工钱，但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周末时老板竟给了我六便士。
老板还请我们去伦敦城南游艺场看过一场戏，我们坐的是两便士一张的顶楼座位。我甚是激动，因为那周上演的是弗雷德·卡诺（几年后我进了他的剧团）的喜剧《早起的鸟儿》。
上学的事则一直让我很担心。劈柴的人们偶尔也会提到。因为暑假结束了，他们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我白天特意躲着他们，到该放学的时间再过去。但这样的日子是冗长而难熬的，因为我要在酷热的阳光下闲逛到四点半，然后才能到他们那阴凉的地方去。
一天夜里，我正要溜上楼去睡觉，却被一直等着我的房东太太叫住了。她很激动地递给我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明早十点在滑铁卢车站，盼接。雪尼。”
去接雪尼的时候，我的样子太寒酸了，衣服脏乱邋遢，鞋子大张着嘴，帽子的衬里耷拉得像女人衬衫一样，因为怕提水的时候从房东太太门前经过，所以也很多天没有好好洗过脸，只是在劈柴人的水龙头底下那么冲一下而已，前晚上污垢还留在耳朵后面没洗干净。
雪尼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问：“怎么了？”
我顾不上婉言相告了，直接说：“妈妈精神失常，我只能送她去医院了。”
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但控制住情绪，问：“你现在住哪儿？”
“波纳尔弄，老地方。”
他转过身去，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苍白和消瘦。他叫了辆四轮马车来拉行李，我发现他的行李里居然有一筐香蕉！于是马上急着问：“香蕉是咱们的吗？”
他点点头：“不过太生了，过几天才能吃。”
他一路上都在问母亲的情况。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所以估计他只听了个大概。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在开普顿医院治病的经历。他发起了一次抽彩会，从一些士兵那赢来了二十镑，原先是准备把钱都给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