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个法子，打算把母亲的一些旧衣服拿去卖掉。那个周六的早晨，我拿着那些旧衣服，在纽因顿靶子场上像个老练的小贩一样吆喝着，“你们愿意出多少钱买？一先令六便士？三便士？两便士？”有些行人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走掉了。对面珠宝店里的人也对我望着。我有点窘，但还是坚持在那待着，把一双还算好看的鞋罩卖了六便士。后来珠宝店里的那位先生走过来，问我这买卖做了多久了。我听出他话里有些讽刺的意味，同时也觉得该走了，就包好剩下的东西回了家，母亲对鞋套卖了六便士的价格很不满意，她觉得应当能多卖一点。
那段日子我们为了不交房租而东躲西藏，最终还是回到波纳尔弄三号去了。
这之后，我认识了在肯宁顿路后面的一个老头和他儿子，他们是迁徙于各个城镇的玩具小贩。这种玩具生意最多只要一先令的本钱：准备些不要钱就能弄到的鞋盒子、软木屑，一便士的胶水，一便士的木头，二便士的线，一便士的圣诞节彩纸，再有三卷每卷两便士的彩色锡箔纸。只要这么一先令，就能做成七打小船，看上去五颜六色，招人喜欢，很有市场。每只小船可以卖一个便士。
跟他们熟了之后，我开始帮点忙，所以很快学会了他们的手艺。他们搬走之后我就自己经营起来。我在一个星期内，花了六便士的本钱，做了三打小船，手指也因为剪硬纸板而磨出了水泡。可惜对于两个人的工作而言，我们的顶楼显得太小了，母亲的罩衣常常摆满整个房间，所以总担心我的胶水弄脏了那些衣服。而母亲的活儿能挣的多点，所以我只能放弃这门生意了。
那段日子我们很少见到外祖父。他得了痛风，不能再修鞋了。过去他总会用省出的一两个先令补贴母亲，有时候还会给我们做一种十分可口的燕麦牛奶粥。
我小时候，外祖父对我要求很严格，就算说话的语法这种小事也不例外，所以我一直不太喜欢他，觉得他太严厉了。现在他因为风湿症而住院，母亲总会去看他，每次都能带回满满一袋鸡蛋来，这真是我们穷苦生活中的奢侈享受啊。母亲自己不能去的时候就让我去。外祖父看见我就会很高兴。他告诉我，他很能逗看护们笑。风湿症好点儿之后，他就去厨房里帮忙，所以才能拿到那些鸡蛋。他每次都偷偷地塞给我，我在走之前就赶紧掖在海军服里。不过我总是很担心被人看出来。那几周，鸡蛋就是我们唯一的食物。所以外祖父病好了出院的那天，确实让我们有些难过。
六个星期过去了，雪尼还没有回来。最初母亲还没有慌乱，但一周之后，她就写信去那个轮船公司的办事处询问，得知雪尼因为风湿症留在开普顿就医了。这让母亲更加焦虑了，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她继续干活，幸好我也有了一份工作，放学后给别人教教舞蹈，每周能得五先令。
就在这时，麦卡西家搬到了肯宁顿路。麦卡西太太是我母亲的朋友，一位爱尔兰喜剧演员，嫁给了沃尔特·麦卡西会计师。自从母亲离开舞台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们夫妇，没想到七年后又重逢了。
母亲很少能去看他们一家人，但我很快跟他们的儿子沃利成了一对好朋友。我总是在放学后先赶回家，看看母亲有没有什么活让我做，紧跟着就跑到沃利家去。我们常常在他们家住的霍克特大厦后面玩演戏。身为“舞台管事”的我总是安排自己演坏角色，因为我的本能告诉我自己，演坏人比演好人要好玩。我们每次都玩到沃利要吃晚饭才停。开饭前，我总会表现得很讨喜，从而让他们家人留我吃饭，不过这法子也有不灵的时候，那时我就只得留恋地回家。母亲看我心情好，就会用烤肉的油煎些面包，或是把外祖父弄来的鸡蛋煮一个给我吃，再泡上一杯茶。有时候，她会读书给我听，也有时候跟我一起坐在窗边看着外面，评论着过路的人，编出种种故事逗我开心。
一个星期后，雪尼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当时我太年幼无知，没法感觉到母亲的焦虑，也意识不到将要发生的事。我没有注意到，那几天她总是沉默地坐在窗口，毫无精神，连屋子也不收拾了。我也没有注意到，那家服装店对母亲做的活开始挑挑拣拣，不再给她工作了。因为没法交分期的付款，缝纫机被收走了，我教舞蹈挣的钱也没了着落。我并没觉出，这些问题接踵而至，母亲却表现的迟钝而冷淡。
病了很久的麦卡西太太突然去世了。我立刻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麦卡西先生能和母亲在一起，这是解决母亲所有问题的最好办法，而且，我和沃利又是那么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