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葬时大雨倾盆，掘墓人铲起泥块抛在棺材上，那声音凄厉而厚重。我看着那肃穆可怕的情景，忍不住哭了。之后，亲人们都把花圈和花朵扔到墓穴里。我们没什么可扔，母亲就拿出那块我最珍视的黑边手绢，轻声对我说：“就把这当做我们一点儿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人去自家的一间酒馆里吃午饭，临走之前，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发现菜橱只有一碟从烤牛肉上滴下来的油。母亲最后的两便士也已经当饭钱给了雪尼。父亲病后，母亲就几乎没有做缝衣服的活，现在又快周末了，雪尼七便士的工资早就花光。我们都饿了。母亲只能很舍不得的把一个旧煤油炉子卖给了收破烂的，用换来的半便士买了点面包，我们就用面包蘸着那油汁勉强填饱了肚子。
母亲是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去医院领了父亲的遗物，其实也不过是些破旧衣衫，不过竟然从里面找到了一枚半镑的金币，真是上天怜悯我们啊。
后来有一天，我说服母亲借给我一先令当本钱，做起了卖水仙花的生意，这时我臂上缠着的黑纱就成了赚钱的工具。那些酒馆里的太太小姐知道我是给父亲戴孝之后，就会给我赏钱。我一下午就卖了五个先令还不止，母亲觉得奇怪。有一天从酒馆出来，我跟母亲撞了个满怀。对于她这个基督徒来说，自己的孩子在酒馆卖花是一种耻辱。“酒已经把你父亲害死了，在这里赚的钱只会让我们蒙受不幸。”她留下了我赚的钱，但再也不让我卖花了。
我天性爱做生意，但没处去找本钱。后来我说服了母亲，离开学校去工作，成了在各种行当里摸爬滚打的老油条。我在一家杂货店里当过小伙计，还在一家诊所里当过小用人，接的是雪尼以前的班。这儿待遇很好，每周能领到十二先令，做的是服务生和打扫诊所的工作。在前一项工作上我很讨病人喜欢，但由于个子小，打扫诊所则很吃力。后来诊所的人很和善地跟我说，我太小了，做不了这事。
听到这话，我难过地哭了，所里的金西－泰勒医生看我可怜，就雇我当他家里的小用人。能在这么尊贵的人家当用人，真是让我欢喜异常。那也确实是一件好差事，所有的女仆都把我当成孩子一样喜欢，如果这样下去，我没准能成为个大管家。但后来有一天，太太让我去清理地下室，我无心打扫，却拿着一根铁管子当喇叭吹，被太太逮了个正着，于是她就把我辞退了。
我在一个卖报刊的老板那儿工作过，觉得这活儿很好，不过他发现我太小之后马上辞退了我。然后我又去吹过一天玻璃，但让那热气给熏晕了，被抬出去之后，甚至没回去领那天的工资。后来我又跟斯特雷克尔文具印刷所里的人吹嘘，说我可以操作菲代尔印刷机，因为我曾经在外面看见过那机器转动，以为这活很容易。正巧碰见他们在招男童工，就去了。对我来说，操作这么个二十多英尺长的东西很是困难，不过我还是接下了这个每周能挣十二先令的活儿。
从此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冒着严寒去上工。不过印刷所的工作也不那么让人讨厌，除了要清洗那些巨大滚筒上的油墨之外，其余的活儿我还是可以胜任的，但三个星期之后，我得了流行性感冒，所以母亲又强迫我回去上学了。
那年雪尼十六岁，他有一天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自己找到了一份当号手的差事，在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的一艘非洲客轮上工作，负责饭前吹号和一些其他的活儿。这都得益于他从前在“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学会了吹号。这个工作每月能拿二镑十先令，给二等舱里用餐的客人服务的时候还能拿到小费。出海前公司预支了三十五先令给他，他都交给了母亲。于是我们就搬去了切斯特街一家理发店楼上的两间屋子里，因为觉得将来的日子会有转机了。
第一次出海回来的时候，雪尼带了三镑多的赏钱，都是银币。我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于是一直放在手边把玩，不停地把他们堆起来，再放倒，一直摆弄着，后来母亲和雪尼都说我是个十足的吝啬鬼。
那时候我们着实阔绰了一阵子，吃了很多精致的东西，早餐吃的是美味的熏鲱鱼和鳕鱼，周日早晨能吃上松饼，夏天还能买上冰激凌。雪尼在那段时间里给我们讲了他在航行中遇到的很多趣事。不过后来他挣的钱都花完了，幸好公司又一次雇他出航，同样提前预支给他三十五先令。但三周之后，这钱就被花光了，到雪尼回来还有三周。母亲虽然继续做针线活，但那工钱不够我们开销，于是我们又陷入了经济上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