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我在兰开夏童伶班的那套衣服也已经破旧不堪，到处是补丁，变得像小丑的戏服一样。有一天我穿着这身衣服，遇到了当时在斯托克韦尔街的玩伴。我羞愧得不好意思问他来这儿做什么，他却很亲热地跟我打招呼——我知道他不过是在打量我的窘样罢了。于是我尽量平静下来，若无其事地跟他说，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刚去上了一节讨厌的木工课。
但他对我的解释并没有兴趣，又问起我母亲，我笑容满面地说她去乡下了，还关切地问他：“你还是住原来那儿吗？”
“是啊。”他盯着我看，好像我出了什么大错似的。
我突然冒出一句：“那我回去了。”
他淡淡一笑，跟我道了别，然后不急不慢地走了，我则气恼而羞赧，匆忙朝另一个方向跑过去了。
母亲经常教导我：“总是取悦别人也许什么也得不到。”可是她自己却并不这样做，我也常常因为这个而觉得丢脸和气恼。有一天，母亲在路上停下，责怪几个欺负流浪女人的孩子。那女人衣衫褴褛，留着短头发，这在当时极为少见，所以小孩们大声笑话她，对她推推搡搡，多亏母亲帮了她。这时那衰弱的女人却认出了母亲：“莉儿，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莱丝托克啊。”
母亲立刻认出这是个演歌舞剧时认识的老朋友。我非常难为情，只好在拐角那儿等她过来。那些孩子都嘲笑我，我恼怒地回头看着母亲，她居然和那流浪女人一边说话一边向我走来。我听见那肮脏的女人说，她抱过小时候的我，这真让我一阵反胃。更难堪的是，一路上都有人盯着我们看。
母亲说这女人当初漂亮又可爱，人称“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不过据那女人自己说，她病过一次，出院后就穷困潦倒了。
母亲带她到公共浴室里洗了澡。然后带她回家，居然还让她睡了雪尼的床，这让我异常懊恼。之后母亲又把自己所有可以给的衣服都给了她，额外还借给她两先令。三天后，这个“时髦姑娘”离开了，从此杳无音信。
在父亲去世前，我们曾一度搬出波纳尔弄，住在母亲的一位教友泰勒太太家。这位太太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她总是显得精神气十足，而且因为信教的缘故对母亲额外照顾，把自家三楼的一间屋子以很低的价格租给母亲。她那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她的丈夫是一个技工，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他干活的时候我经常帮着打打杂。她女儿跟她长得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年轻得多，总是一副傲慢的样子。这父女俩不信教，但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感化他们。
泰勒太太把她的女儿当宝贝，不过我母亲不喜欢她。有一次，母亲跟泰勒小姐吵了一架，在那之后我们又搬回波纳尔弄了。
父亲并不常常去肯宁顿路上的三鹿酒馆，但有一个晚上我经过那儿的时候，却突然心血来潮，把门推开了一条缝，想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结果真的看见他坐在角落。我正打算离开时，他却笑着招我过去，我很惊讶于他的热情，因为他一向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走近之后，我发现他眼睛凹陷、身体浮肿，估计已经病得很重。他很亲切地问了母亲和雪尼的一些近况，还在我走之前把我抱到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个星期后，他被人灌醉，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他知道自己身处医院之后，发疯似地大吵大闹，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他才三十七岁，却有很严重的水肿，医生从他的膝盖那放出了十六夸脱的水。
那段时间，母亲每次探望父亲过后都很伤心。她告诉我，父亲提到要跟她一起，去非洲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我听了之后欢喜异常，但母亲心里明白，她摇着头说：“他只不过是要讨我们高兴罢了。”
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身无分文，想要由戏院慈善团体负担父亲的丧葬费。但卓别林家族里的人全都闹着反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丢脸了。最后，一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我父亲最小的弟弟，负担了丧葬费。他当时正在伦敦。
下葬的那天，雪尼因为上班而没能去。母亲提前两小时领我到了医院里，她要在父亲入殓之前再见他一面。父亲的棺材里垫着白绸缎，绸缎旁和父亲脸旁都放着白色的雏菊花朵。母亲觉得那花素雅动人，问是谁放的。管事的说，一大早，有一位太太领着一个男小孩来过。那是露易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