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笑，就很难再安静下来。我放低了音调悄声说：“嘘，嘘，别作声，你们会把我的蕾蕾吵醒的。”
他们在台下喊着：“大点声，大点声！说得大声点！”
但我还是像讲悄悄话一样，轻声轻气地说着，人们就开始跺脚，这样一来，我对狄更斯小说里人物的演绎也就告一段落了。
我觉得，和这个戏班的学徒们在一起的时候，生活是朴素却开心的。不过我们偶尔也会掀起些小涟漪。我记得有两个跟我们一起串演的小男孩，年龄与我相仿，是走绳索的。有一次，他们悄悄跟我们说，他们的母亲每周能拿七先令六便士，一到周一早晨就把一先令放在他们盛火腿蛋的盘子下面，算是他们的零用钱。我们中的一个孩子就说：“可是我们的早餐只有面包和果酱，还只能只拿到两便士啊！”
听到这样的抱怨，杰克逊的儿子约翰哭了，他伤心地跟我们说，在伦敦郊区，我们有时只能临时出演一两个星期，所以他父亲每周最多能给这戏班挣到七镑钱，充其量只够维持日常开销。
这两个小学徒的富足生活，激起了我们成为走绳索演员的热切欲望。好几天早上，我们当中的几个人一等戏院开门，就开始练习翻跟头。在腰间绑上一根绳子，一头系在一个滑车上，另一头让一个孩子拉着。就这么练着，我已经能翻出很好的跟头了，但后来我摔伤了大拇指，所以也就终结了走绳索的历程。
我们总是想尽办法要多学些舞蹈之外的本领。我想在幽默剧里玩点杂耍，于是存下一点钱，拿它买了四个皮球和四个白铁皮的盆子，站在床头练习，每天都持续好几个小时。
杰克逊先生的确是个好人。我离开戏班三个月之前，他组织我们参加了为我父亲举办的义演。那时父亲已经病重，很多艺人都自愿进行义演，为父亲募钱，杰克逊先生的戏班也是其中之一。父亲在义演那晚气喘吁吁地走到台上，说了一席话，非常吃力。我站在舞台边上，看着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是个很快就要去世的人了。
回到伦敦后，我每个周末都回去看母亲。她看我苍白消瘦，以为我在跳舞时伤到肺了。忧虑的她给杰克逊先生写了信，信中对这件事絮絮叨叨。看到信之后，杰克逊先生十分恼怒地说，为了我跟这种多事的母亲反复纠缠太不值了，最终把我送了回去。
几周之后，我出现气喘的症状。病情越来越重，母亲以为我得的是肺结核，赶紧带我去布朗普顿医院做了全身检查。医生诊断出我没有患肺病，但得的是哮喘。我在之后的好几个月里都呼吸困难，痛苦异常。有时候甚至想要一头从窗户里跳出去。在头上蒙着毯子、闻着草药的喷雾也没能让我好受一点。但最终我的病还是好了，正如医生所言。
这一段日子在我的印象中，有的清晰，有的模糊。贫穷生活中遭遇的窘境给我留下了最深的记忆。我记不得雪尼当时在哪，他可能是去跟外祖父一起住了吧，为的是能减少母亲的生活压力。我们的家搬来搬去，最后住进了波纳尔弄三号那间顶楼。
我切身的感觉到了因为贫穷而在社会上受到的鄙夷。就算是那些最穷的孩子，每个周日也总可以吃到一顿家里的饭菜。能不能在家里吃烤肉，是区分穷人里不同阶层的标准。那些周日在家里吃不上一顿饭菜的孩子，都属于近乎乞丐的阶级，而当时的我们就是那个阶级。母亲总是打发我去小饭馆买一盒六便士的饭（有一点儿肉和两份菜）。这样的一顿饭，在星期天显得多么贫寒啊。我总是缠着母亲不放，怪她不在家里做饭，不管她怎么跟我解释，说在家里做饭要多花两倍的钱。
不过在某个周五，我们却时来运转，母亲赛马赢来了五先令，于是决定星期天在家里做饭，让我高兴一次。她准备了不少美味的食物，还买了一块肉准备烤着吃，不过那肉看上去像是牛肉，又像是一块油。家里没有炉灶，母亲只能借用房东太太的，结果那块肉被烤得缩成棒球那么小了，叫人十分沮丧。母亲抱怨着说，还不如吃六便士一盒的饭菜，又可口又方便，不过我却吃得很满足，因为觉得自己已经过上和左邻右舍一样的生活了。
后来母亲遇到她旧时的一个朋友，我们的生活中就有了些变化。她的这个朋友已经结束了做演员的日子，嫁给一位有钱的老上校做外室，穿着华贵，很有派头，春风得意。她现在住在斯托克韦尔街的一个上等小区里，和母亲在久别后偶然邂逅，于是很高兴地邀请我们去她家消夏。雪尼当时去农村采蛇麻了，所以，母亲很快就答应了。做得一手好针线的母亲自然有办法打扮得大方好看，我穿的则是在兰开夏八童伶班里留下的那套漂亮衣裳，所以我们这次算是体体面面地出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