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有一些法国作家、电影剧本作家、戏剧作家、制片人、作曲家，他们都急于和您见面。以不同的方式，所有的这些人都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同样地，这工作是艰苦的，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像您一样，他们也都怀有这样的抱负：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在作品中描绘那种失去了爱的恐惧；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让他们满怀希望，用和平与友爱弥补生活中那些受损的地方，要使民众感动，获得快乐。
谨向您表示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罗歇·费迪南
《舞台生涯》在法国放映时，法国政府的内阁成员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都去了，各国大使也去了。不过，美国大使没有去。
法兰西戏剧院待我为上宾，为了我们的到来，法国一批一流的艺术家在戏剧院特地上演了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经典剧目《唐璜》。那天晚上，戏剧院灯火通明，法兰西戏剧院的学生们穿着十八世纪的学校制服，高举着明堂的烛台，列队欢迎我和乌娜，他们领着我们，慢慢来到上层楼厅，那里是高朋满座、美女如云。
在罗马，总统和部长们分别接见了我，并给我颁发了勋章。在《舞台生涯》的首映式上，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美术部部长向我提了一个我认为很古怪的建议：绕过前面围观的人群，从后台的门进去。我想，好多人都在戏院前面等着，就是为了见我一面，我从后面进去，他们知道了岂不是很失望。抛开这一点不说，从正门进去也是起码的礼貌，因此我没有同意部长的建议。但部长并没有放弃，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他耐心地重复说，从后边走可以省却我许多麻烦，不过，他就是没有说为什么要走后门。但是，我还是坚持走正门，我不能远离我的观众，他见我态度坚决，便不再坚持。
那天晚上，我们乘的轿车驶近戏院，戏院外面灯火辉煌。我发现人群离得太远了，都在马路那面，被绳子围成的围栏远远地隔开了。我走下轿车，来到路当中，在弧光灯的照耀下，我面带微笑，学着戴高乐的姿势，竭力装出潇洒大方的神气，挥起双臂。突然，从我身边飞过去十几个东西，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在相关人员的搀扶下跑进了正门。回头看了一下，地上堆着二十来个卷心菜和番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不禁这样想。过了一会儿，担任我翻译的意大利朋友伤心地说了一句话：“在我们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令人伤心啊！”
后来，我知道了那些闹事者的身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新法西斯主义者。不过，从他们扔（番茄和卷心菜）的武器可以看出，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借机示威罢了，并非真的想用暴力手段来对付我。示威者中有四个人当场被捕，因为警察那晚来得非常及时。警察问我，向不向那些示威者提出控诉。我说：“他们还都是年轻的孩子（大多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青年），不用了。”
《法兰西文学》的主编路易·阿拉贡在我去罗马之前来电话说，让·保罗·萨特和毕加索想要见我，我便邀他们三人到了一个幽静的地方，最后选择了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共进晚餐。负责我影片宣传工作的哈里·克罗克知道这件事后，惊骇地叫道：“你要是和他们三个见了面，咱们估计又得像在美国一样，因为政治问题而不断受到诽谤和攻击。”
“哈里，别担心。这里不是美国，是欧洲，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当时我有个想法一直隐藏在心里，那就是我决意不再回美国，因为我还有一些财产留在美国还没脱手，便没向其他任何人吐露过此事。只要是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和阴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差不多，这也是哈里害怕的原因。哈里在担心中还特地留下来了，在他的纪念册上，他还让这几位贵宾签了名。
三人中只有阿拉贡会说英语，对那天晚上的宴会，我不禁有些担心，如果交谈完全依靠翻译，那会是很费劲的。
毕加索的样子挺滑稽，看起来怎么也不像个画家，倒很像一个杂技演员或者小丑。阿拉贡的脸轮廓分明、人长得很英俊。从萨特的长相上，判断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一张圆脸，但是，接触之后，你可以发觉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的身上有一种精明和敏捷的美。那天晚上，毕加索在宴会散后领着我们到左岸去，那里就是他的那间画室。和毕加索相邻的那户人家，在门口挂了这样一个牌子：“本屋不是毕加索画室，上面一层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