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在英国的美国人，他们在此挣钱生活，但并不打算加入英国国籍；我和他们一样，虽然从英国到了美国，但我并不打算加入美国国籍。例如，有一位美籍经理在英国生活，他在米高梅影片公司上班，周薪很高，几千元的样子，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五年之久。但是，英国人却从来不介意他没有加入英国籍。
事情已经过去了，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样写是不是为了辩解，我可以肯定的回答，绝对不是！我写这本自传动机有很多，但是，绝不是为了辩解。我当时的处境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当时的美国党派意识鲜明，政府行为漠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强大政权机器对我极为敌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一些公众对我产生了敌意。
《舞台生涯》如期在伦敦上演，首映安排在莱斯特广场的奥狄昂戏院里。我有些心里负担，我的这部影片不是往常的那种卓别林式的喜剧片，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在首映之前给英国的新闻界做了一次预映，结果是有好评，也有恶意造谣。造谣的那个记者说，他看完电影就哭了起来，这实在是不负责任。这部电影从拍好到在英国的首映，中间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作为制片、导演，我可以很清醒很客观地评价这部影片。对于自己的影片，我能欣赏其中的一些镜头，当然，也有一些镜头处理得不好。但总的来说，我很欣赏自己的这部影片，这并不是在自我陶醉。
《舞合生涯》在伦敦的首映的时候，玛格丽特公主也来了，这次初映的收入全部捐给慈善事业。影片公映后，虽然新闻界的反应比较平常，但影片的上座率却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票房纪录。在美国，它受到了抵制，即使是这样，这部影片在美国的票房收入也超过了我以前拍摄的任何一部电影。
我和乌娜准备去巴黎。动身之前，在上议院，斯特拉博尔吉男爵设宴招待我们。在宴席上，我坐在赫伯特·莫里森旁边。他是工党的领袖，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大肆宣扬原子武器在国防安全中的作用。我对他说，原子防务对英国来说意义不大，作为一个岛国，英国总是一个易受攻击的目标，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得到了印证，那个时候希特勒恐怖的V型火箭成为英国民众的噩梦。一旦受到原子武器的进攻，还没等我们发动报复式的反击，这个狭小岛屿内的所有有生力量就已经化为灰烬。所以，我认为，严守中立是英国国防的最主要政策，不要卷入野心勃勃的军事大国之间的争斗。不论在常规武器时代还是在原子时代里，我相信绝对的中立不会遭到破坏。但是，我这样一番苦心不会得到莫里森这样政客的首肯。
对于莫里森的叫嚣，竟然有许多聪明人都表示同意，他们均认为原子武器时代最有效的防护就是同样拥有大量的有威慑性的原子武器。比如，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是这样，我当面向他陈述我对原子防卫政策的不满，但我在说完后，我明显地感觉到，勋爵对我的话很是不屑。
我深刻感觉到，一些政客和军人，正在误用科技成果，制造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在很多时候，这些人的道德责任感和博爱精神是极端缺乏和不够格的，如果任凭这种情况继续的话，有朝一日，世界上所有和平民众的命运都会被这些人掌控。假如这些人真的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他们迟早会再次发动战争，到时候人类都有可能毁灭。但是，却没有人行动起来，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曾对我说：人有一种很好的习惯，那就是永远保持自己的求知欲。我对他说，人们只关注追求知识进步带来的好处，却忘了在许多情况下，科技进步带来的后果。奥本海默博士对我的看法深表赞同，他补充说，有些科学家只顾研究科学，好像陷入了宗教狂热症一样，他们不顾周边有什么人，在发生什么事。他们把自己认为的求知信条等同于道德标准，他们相信新的发现永远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有些时候，科学的发展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害。
卡莱尔说过，要想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好，必须靠人们不断的积极有益的思考。然而，现实中的人们，只有处在极端严重的不利条件下，才会迫不得已地去思考。
自从乘船远离美国的那一刻，我的生活开始多了一分轻松和愉悦，少了一分沉重和忧伤，而且经常会受到特殊的礼遇。我到巴黎和罗马的时候，像一个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在爱丽舍宫，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亲自设午宴招待我们，法国政府还授予我荣誉军团军官勋章。没过多久，英国驻巴黎的大使馆也招待了我们。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主席罗歇·费迪南先生，聘请我为该会的名誉会员，为此事，他还专门给我写来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