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赫鲁晓夫和那几个人谈话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便打算告辞。赫鲁晓夫看见我要离开，就离开史塔生过来送我们。我和赫鲁晓夫他们告别时，看到史塔生正背靠着墙，漫不经心地向前瞅着。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向史塔生告别。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合适，史塔生一定也希望我这样做。史塔生的目光告诉我，这是个可爱的人。
这次来伦敦，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住在萨芙伊旅馆。与赫鲁晓夫见面的第二天晚上，在旅馆的烤肉餐厅里，我和乌娜正准备用晚餐，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夫人来了。自1931年之后，我就一直没有收到过丘吉尔爵士的来信，也没有见过他。《舞台生涯》在伦敦放映后，这部影片经我同意后，被联美公司的分销办事处的人拷贝了一份，送到丘吉尔爵士家里，我很想让我的这位老朋友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新作。过了几天他寄来了一封信，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向我表示感谢。
丘吉尔爵士径直来到我们的桌子前，用不是很满意的口气和我打了招呼。那时乌娜正准备回房间去，我赶紧笑着站起来把她介绍给他。
乌娜还是告辞走了，我独自陪丘吉尔爵士和夫人一起喝咖啡。丘吉尔夫人说，她在报纸看到了新闻，是关于我和赫鲁晓夫会面的。
“我和赫鲁晓夫，一直相处得很好。”丘吉尔爵士说。
但我始终觉得丘吉尔爵士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自从1931年以来，世界政局风云变幻，虽然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给予了英国人民以勇气和信心，并因此成功地抵抗住了纳粹军队的进攻，成功地开辟第二战场，最终拯救了大英帝国。不过，我认为他那篇“铁幕”演说并没有任何出彩之处，反而加剧了冷战时期的紧张和对抗。
后来大家转移了话题，聊起了我的《舞台生涯》。丘吉尔爵士终于说出了那件让他不高兴的事，他说：“查理，为了祝贺你的影片成功，我两年前曾给你写过一封信。你一定收到了吧！”
“是的。”
“能不能问一下，你为什么不回信呢？”
“爵士，很抱歉。我当时以为，那封信不需要回的。”
但是，丘吉尔爵士也不是好对付的。“哦！”他不高兴地道，“我还以为你是对我有意见呢。”
“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想继续说那封信的事，但他打断了我。
“不过，你的影片我还是很喜欢看的。”
没想到他这样的一位伟人，却会把一件小事记在心里，和老朋友为了一件两年的前的小事怄气，让我觉得有些好笑。但我和他在政治上的看法始终不同。丘吉尔继续道：“我来找你谈谈，并不是想瓦解英帝国。”
他说的帝国的“瓦解”，是指一些阴谋者利用那些广告宣传、电视和电影，此外，还有汽车和拖拉机、科学发明、交通速度的便捷等，以此来瓦解英国。而并不是指政治活动、革命军队、共产党宣传、暴力煽动等。
回到瑞士后，我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是蒙巴顿勋爵夫人把我介绍给他的。勋爵夫人认为，在许多地方，我和尼赫鲁的政见是相通的。蒙巴顿勋爵夫人说，尼赫鲁去洛桑参加大使年会将路过科西尔，建议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见一次面。尼赫鲁在信中说，有没有时间和他碰一次面。就这样，我去了洛桑。
尼赫鲁身材和我一样矮小，这令我很是意外。一个待人亲切、安静内敛的妇女在他旁边，那就是他的女儿甘地夫人。尼赫鲁感觉十分细致，思路清晰入微，待人既富于感情又严肃、敏锐。刚开始还不怎么习惯，但后来我们就熟悉了。临走时，我邀请他去家中吃午餐，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尼赫鲁在洛桑办完事后，我们一同坐车离开洛桑到我家去。一路上，我们聊了许多，他说蒙巴顿勋爵在任印度总督期间，为印度的独立作了许多贡献，并高度赞扬了他的努力。
我问尼赫鲁，在意识形态上，新生的印度将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他说：“不论选择哪一条道路，都是为了印度的人民。”他接着补充道，“印度已经开始执行一项国家经济的五年发展计划。”在狭窄陡峭的乡间公路上，他的司机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飞驰。他在车行途中一直高谈阔论，汽车一会儿一个急拐弯，一会儿又一个急刹车。老实说，尼赫鲁的话我并没有全部听进去，因为我一直在提醒那个司机减慢速度。汽车常常会发出尖利的刹车声，巨大的惯性推着我们向前撞，可是尼赫鲁只顾说着印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谢天谢地，后来汽车终于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也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