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看出了我的来意，所以他第一句就说：“我们这也是在保护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履行询问的手续，就是为了确认，一个美国公民是不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全面慎重的考虑，才要放弃他的国籍，如不是这样，将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尽管我的气还没有消，但不可否认，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这人年纪不小了，是一个年近六旬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丝责怪的神气。他还说：“1911年，在丹佛的旧王后戏院，我看过你的演出。”
这也是我的一个影迷，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心中的怨气当时就平息了，我们开始心平气和地交谈，说起了许多以前在美国的往事。
时间很快过去了，手续都办好了，我们友好地道了别，我的坏脾气冒犯了使馆的人，乌娜也颇觉尴尬，让我的心情有些低落。
有一次，我和乌娜去伦敦办事，苏联大使馆通知我们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要在克拉里奇旅馆举行一个宴会，并说想见见我。我们到达宴会所在地，旅馆的休息室里已经人山人海，大家走来走去，个个神情激动。在人群中，一位俄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我们，陪同着我们一路挤了进去。我看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也正要从对面走过来，他们也是一路挤着，脸上一副厌烦的表情，看那样子，他们正要走出门去。
即使在拥挤的人群中，赫鲁晓夫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幽默感。陪同我们的人，在他正向大门口挤去的时候喊道：“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以为我还没有到，或者又是别的什么人要求见他，就挥手表示拒绝。于是陪同我们的人又喊：“是查理·卓别林！赫鲁晓夫同志。”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立刻停了下来，转身看到了我，表情由刚才的厌烦变成了高兴。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们相互介绍了自己。因为我听不懂俄语，赫鲁晓夫叫来一个翻译。他对我说，你演的电影，苏联人都非常喜欢看。随后，他用伏特加招待了我们，虽然乌娜觉得这种酒的味道不错，但我总觉得它特别的辣。
因为人多，费了好大的劲才腾出了一小片地方，我们一同拍照留念。外面的吵闹声让我们不能好好地交谈，赫鲁晓夫提议说：“我们还是进屋谈吧！”激动的人们很快发觉了我们的意图，紧跟着我们不愿让路。最后，在四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来到了里边的一间屋子。一进屋，我们不禁都松了一口气。我想，终于可以平静地说一会儿话了。
这时候，一个美国记者进来采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赫鲁晓夫先生，昨天晚上，我听说您的儿子离开学校进城寻欢作乐去了。”
赫鲁晓夫露出了半是恼怒半是无奈的神情，他回答：“我认为人都需要轻松一下，出去玩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我儿子读书很用功，他是个很规矩的青年人，做工程师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们还没谈几句，有人对赫鲁晓夫说，哈罗德·史塔生（美国政客、律师）先生正在外面，准备拜会您。赫鲁晓夫转身对着我，开玩笑地说：“在你面前，您不介意我接见一个美国人吧。”
我笑了一下，说“请便。”
史塔生夫妇与葛罗米柯（苏联外交官，时任驻英大使）夫妇一起走了进来。赫鲁晓夫和我说，自己要失陪一会儿，但时间不会太长，请我等一下。然后，他便向屋子角落里的史塔生和葛罗米柯走去。
我和葛罗米柯夫人打招呼，问道：“这次离开英国后，是不是要回俄国。”
她说：“去美国。”
我说：“可是，你们在美国已经住了不少时间了。”
她有点儿尴尬地笑了：“我喜欢那个地方，所以不会很在乎。”
我说：“我不觉得美国有这么好！但美国的中西部地区的确是我喜欢的地方，比如，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我觉得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代表了真正的美国传统和美国精神。所以，我认为这些地方，比美国的代表性城市纽约或着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矶和旧金山更能代表美国。”
这时，坐在一旁的史塔生夫人激动地说：“卓别林先生，听了您的话我真是高兴！您可能不知道，我和我丈夫就是明尼苏达州人。”她笑着继续道：“您的话让我很高兴，谢谢！”我想，她肯定认为我会借机对美国大发一通牢骚，因为我之前遭受到了不平的待遇和恶语中伤。不过，我并没有像她想的那样。其实，我自认为本人没有那么大气，也没有那么容易忘却一些人和一些事，但不论怎样，在这种场合下，向史塔生夫人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太太发牢骚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