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着乌娜走出旅馆，在皮卡迪利和莱斯特广场上漫步，随处可见美国的舶来品，午餐柜、热狗摊以及牛奶房，英伦三岛的传统风情和景物已经被扫到角落里了，我不禁钦佩山姆大叔的文化侵蚀力。街道上，三三两两都是一些不戴帽子的青年和穿着蓝斜纹布裤的少女，我记得，那时的人们上街时都戴着黄色的手套，提着绅士手杖，装饰打扮可不是眼下这个样子。人们的爱好变了，眼光也变了。现在，原来的社会已经被现在新的社会取代了。但你得承认，这是时代在前进。
我想去看看童年时居住过的地方，便雇了一辆汽车开到肯宁顿路，波纳尔三号的那幢房子现在没有人住，正在装修。后来，我们来到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我和雪尼都曾跟随父亲住过。当我们的车穿过贝尔格雷夫广场时，看到了一些华丽的私人住宅里都点着日光灯，办公桌前坐着一些职员模样的人。其他的住宅也被改建了，新的办公用房像一幢幢长方形的水泥盒子。岁月匆匆，今非昔比，也许这一切都代表着进步吧。
伦敦的生活尽管使我远离了很多非议和刁难，但我仍有棘手的问题急需解决，其中最紧急的是如何把我的钱从美国取回来。我已经被禁止入境，这就意味着乌娜必须飞回加州，从我们在银行的保管箱里取出所有的东西。作为这个家庭的妻子和母亲，她的离去让我们全家为之牵挂，好在她去了十天就返回了伦敦。回来后，她就把此行的经过告诉了我。乌娜到了银行后，职员经过仔细地核对后，对她签字的笔迹有些怀疑，用疑惑的眼神审视了她一会儿，就走开了。说需要请示一下银行经理，乌娜焦急地等待着。最后，他们同意让她打开保管箱。
乌娜银行的事忙完以后回了一次比弗利山的家中。和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家里的树木花草和安静的庭园仍是那样可爱。乌娜一个人在起居室里待了一会儿，家中的一切让她颇为伤感。后来，我们家的瑞士男仆亨利在这里碰到了她，亨利说，讨厌的联邦调查局在我们走后，派人来过两次，每次来都会找到他，不停地盘问他。问的都是一些让人不可理喻的问题，比如：你觉得查理·卓别林是一个好人吗？这家的人是否举办过有裸体姑娘参加的色情晚会……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把我认定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亨利向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在比弗利山的房子里，卓别林先生和妻子儿女没有干过任何出格和违反法律、道德的事情，一直过着很安静的生活。但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不信，反而认为亨利是在袒护我。于是，这帮凶神恶煞威吓亨利，问他到底是不是美国人，为什么帮着我说话，最后，还查了他的护照。
乌娜说，她听了这些事情，马上决定，不论多么留恋那幢房子，也要立刻卖掉它。即使我们忠诚、淳朴的女佣看见她时哭了，也无法再挽留她，她一刻都不想待在这个黑暗的、魔鬼般的国家里。
一些朋友总是很不解地问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和著名演员，查理·卓别林怎么会招来了一些美国人的反感和痛恨，而且是那种穷凶极恶的痛恨。主要的原因是我这个人不肯与人同流合污，也不肯低头屈服于一些有势力、有背景的人士。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但是我不会随波逐流地受一些人的煽动（哪怕他是什么参议员）去仇视共产党人。所以，我自然就得罪了许多人，在这些人的脑海中，如果不把我拔掉，恐怕会导致广泛的恶劣影响。直到现在，我还依然如此。
另外，说到美国退伍军团这个组织，他们平时也做一些具有真正建设性的工作，比如，制定美国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军属尤其是军人家庭的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感谢这个组织，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有益的，也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我能全盘接受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的一些人员正在滥用他们的职权，在“爱国者”这个伟大称号的掩护下，随意地攻击和侵犯他人的自由。这些被特权阶层保护的“爱国者”，正在破坏美国民主政权的基础，他们形成的可怕病毒，正在侵害美国的正义形象，如果不能阻挡他们，他们会使美国演变成为又一个法西斯国家。
还有，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就是“滑头”的代名词，也是我比较反对的，这一组织的伸缩性很大，打着很多所谓“正义”的幌子，这个组织的人监视着美国公民的行动，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