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们正高兴地吃着早餐。可是，早餐还没吃完的时候，有人递给哈里·克罗克（我的宣传顾问）一份通过海底电缆发来的电报，他当时还没打算看，便随手把电报放进了口袋里。但来人催促着说：“发电人正在等着您的回复。”哈里打开电报，看着看着脸色就沉了下来，看完后，他和众人打了个招呼，便回房舱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在他的舱房里把那份电报读给我听。电报是合众社发来的，里面的内容是美国政府让我就一些涉及政治性质和有关道德败坏的控诉进行申辩。此外，美国政府对外宣布，拒绝卓别林再次入境，如果现在回去，就得先到移民局调查委员会去。合众社问我，关于此事，是否发表什么意见。
听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我有些惊愕。但我很快就恢复过来，这个令人失望的国家，就算不再回去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我很想告诉这些政客：离开那种仇恨的气氛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现在倒是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对一个公民的正常行为，美国政府如此地妄加阻拦和干涉，同时又把自己伪装成道貌岸然的君子，这让我觉得厌恶和反胃。这时我想到一个问题，不禁害怕起来，我的全部财产还在美国，如果美国政府找个借口没收了它们……要知道，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向合众社发去了一篇正式的声明，说我手中的再入境签证是美国政府颁发给我的正式法律文件，并不是一张废纸。我肯定会回到美国，对当局提出的控诉做当面的申辩，我希望这个声明能成为缓兵之招，让政府放弃过激的手段。
这之后，我们的船上便热闹起来。世界各地的通讯社，不断地拍来电报，让我就此事谈谈想法。“伊丽莎白女王”号停靠在法国西北部的瑟堡，有一百多位欧洲新闻记者等候在那里，准备采访我。吃完午饭，我在餐室里安排了一个记者见面会，时间是一个小时。对我的境遇，这些记者都表达了同情，但他们的问题让我感到疲惫不堪。
我们在南安普顿下船后，直接坐火车赶往伦敦。这些年来，我一直向家人赞美德文郡和康沃尔郡，这里是我的故乡，我对他们说，这里景色秀美。可是，在这里的丘陵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栋栋形式单调的住宅。乌娜看着这些黯淡的红砖建筑群说：“这些房子看上去都差不多啊！”所以，一路上我丝毫没有重返故乡的喜悦，心情很是忐忑，因为我不知道乌娜和孩子们对英国的感觉怎么样。
“再等等看，前面就会好起来。”我说，“现在咱们刚经过南安普顿的外围。”我们一路前进，乡间的景色越来越美了，乌娜和孩子们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火车到达伦敦滑铁卢站，一大群老乡像以前那样热情地等候在那里，他们对我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还不论我的政治倾向，也不管我是否深陷各类丑闻的旋涡。他们欢呼着向我挥手，我们一行走出车站时，听到有人不时地这样喊：“查理，你是好样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极其感动，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住进伦敦萨芙伊旅馆，整理好了一切，我和乌娜一起站在窗前。我指着远处颇为壮观的滑铁卢大桥，让乌娜观赏。这座新建的桥让我想起了童年的时光，但是，现在的我对这座桥已经没什么感觉了。面前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城市景色，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看着。我曾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也曾赞叹过巴黎协和广场上那多姿多彩的建筑和迷人的灯火，也曾感叹纽约曼哈顿岛日落西山金光璀璨的街景。但是，浪漫的巴黎和豪气的纽约都比不上我脚下的泰晤士河的景色，因为它的美富含人情味。
乌娜紧张中带着高兴，静静地观赏着远方的景色。她今年二十七岁了，但她兴奋的脸庞让她看起来显得年轻了许多。自打我们结婚以来，她经受的压力比我只多不少，可以说，我们是久经考验的患难夫妻。此时此刻，阳光照在她的乌黑的头发上，闪耀着温柔、知性的光彩。我突然发现她的满头黑发中竟然有了一两根银丝，我的眼睛有些酸酸的，喉咙哽咽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的心里即便是有万种豪情，在这一刻都化作丝丝缠绵，为了她，我什么都愿意做。这时，乌娜轻声道：“我喜欢伦敦。”
二十年前，我曾来过伦敦。工业化文明已经把自然之美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泰晤士两侧曲折、高低的河畔，已经被现代化的工厂所代替。高高耸立的烟囱破坏了城市的远景，至于我经常回忆起来的童年时代的蓝天，已经成为烟垢污染的灰色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