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其他人却都没有开口，场面有些尴尬。后来，又有一个成员说：“我没有意见，可以通过。”可有些人还是在摇头。
布林先生无奈地对他们挥了挥手，说：“好了，没问题了，通过吧！”
大多数人都面无表情地一动不动，只有少数人勉强地点了点头。布林没等大伙儿再说出什么反对意见，就拍了拍我的后背说：“好啦，查理，你可以正式开映你的影片了。”
第二十九章 在好莱坞最后的时日
处理私人的问题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使我鲜有时间去留意联美影片公司的营业状况，直到有一天律师提醒我，公司已经欠了一百万美元的外债。我清楚地记得，联美公司生意好的时候，每年可以赚四五千万美元，但是，作为股东，我只得到两次分红。另外更重要的是，联美影片公司在鼎盛时期零价格持有四百家英国电影院百分之二十五的股票。可能是那些影院做出的一种让步，目的是让我们保证供应他们的影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美国影片公司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拥有大量的英国电影院股票。我们在兰克公司拥有市值高达一千万美元的股份。
后来，联美影片公司的股东都像集体商量好一样，纷纷把股票出让给了公司，公司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现金，才收购了这些股票。所以，当我从日常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重新把注意力放到联美上时，我突然发现，负债累累的联美公司只剩下了我和玛丽·碧克芙两个股东，我们各持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玛丽来信提示我，银行已经拒绝再向联美贷款。对于联美的问题，我并不十分担心，只要拍摄出一部好影片，市场大卖，我们的问题就会解决。这时《凡尔杜先生》刚刚拍摄结束，我对票房的预期很有信心，我的代理人阿瑟·凯利估计它至少可以给我带来一千二百万美元的票房。希望这个愿望可以实现，这样的话，联美不但可以偿还银行债务，还能稍微赚一些钱。
为了检验这部电影的市场反应，我特意为几个朋友放映了这部影片。几个人看过之后，都一起鼓掌，并说这部影片很精彩。他们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行动，而绝不是仅仅为了哄我高兴。
就这样，我满怀信心起程前往纽约，准备正式推出这部影片，但是出师不利，我刚到达曼哈顿，就看到了登载在《每日新闻》上的攻击性文章：“卓别林即将来到纽约，为其新片做宣传。我们要在记者招待会让他下不了台，谁让他下定决心准备和共产党人一路的呢？我们就要在会上向他发问，我们要向他发起挑战。”
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联美公司的宣传人员不禁为此担忧起来，我对他们说，我不是一个轻易会被吓唬倒的人，不用担心。
按照既定计划，我们第二天早晨招待美国记者们，所以在旅馆里租用了一间大厅。我按时走进大厅，觉得氛围和平时的招待不一样，这些记者看来是有备而来，招待会势必无法顺利进行了。我心中忐忑不安，只好竭力装出很有信心的样子。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们，早上好！有关我的这部影片的问题，以及你们感兴趣的一切话题，你们都可以问，我来回答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他们听完我的开场白，都沉默不语。为了不冷场，我笑着说：“请不要同时发言。”
过了一会儿，一位坐在前边的女记者问：“听说你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你是共产党吗？”
“绝对不是，”我回答得很坚决，“下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加入美国国籍？”另一个人问。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我不需要改变我的国籍。”我回答。
我的话引起了一阵不满的骚乱，有两三个人抢着发言，其中一个人大声发问：“但是，你别忘了你是在美国做生意，赚美国人的钱。”
“不可否认，我的演艺事业在美国，”我笑着说，“关于钱的问题，如果说我是在赚美国的钱，那你们就错了。我们可以算一把明白账，我做的生意是国际性的，票房在欧洲等地也有很高的收入，我的收入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来自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地。从这些收入里，美国政府收取了很大一笔税金。所以，我是一个贡献很大、应当受欢迎的外国纳税人。”
我刚说完，从气势汹汹的人群当中，站起了一个人，他激动地说：“这样一位艺术家，让我们对生活中的小人物有了如此深刻的了解，他的影片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欢笑声。可是，在场的美国报界代表们，却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喋喋不休、揪扯不清，故意要激起大家对他的仇视和曲解，民众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