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四十五分，铃声响了，陪审团已经做好了裁决。我的心“咚咚”直跳。吉斯勒陪我走进大厦时，悄悄地对我说：“不管是什么，你都不能流露出任何情感。”
审判室里坐满了人，气氛十分压抑。陪审长把一份文件递给了书记。吉斯勒脑袋耷拉着坐在那儿，悄悄地嘟哝：“如果被判有罪，那可是闻所未闻的最大冤案！”
在极度的沉寂中，书记开始宣读那份文件：“查尔斯·卓别林，第337068号刑事案……控方第一款指控——”读到这里，书记官停顿了好半晌，然后才接着说，“不成立，现宣判被告无罪！”
人们发出一阵惊呼，但又逐渐安静下来，以便书记继续往下宣示。
“控方第二款指控——不成立！”
听众一时大乱起来，很多人都绕过隔开席位的栏杆，过来拥抱我、祝贺我。这时，法官和我说：“卓别林先生，您现在没事了，以后也希望您不会再来这里。”说罢，他从座位上伸出手来，向我表示祝贺。吉斯勒小声地说：“去跟陪审员握握手吧。”
我走近陪审团，那个被吉斯勒怀疑的女记者主动站起身来，也伸手向我表示祝贺。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第一次仔细看她的脸。她长得很美，一看就是那种知书达理的人。她笑着对我说：“查理，一切都非常好，这里仍然是一片充满自由的乐土。”
她的话无疑让我很震撼，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能笑着点头示意。她接下去说：“透过陪审员室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我看见您在来回地踱步，真想对您说别着急。就因为有一个人反对，我们才耽搁了那么久，不然我们十分钟内就可以做出决定了。”
听了她这些关怀之词，我感动地直想落泪，但我只是苦笑了几声，只是向她道了谢。
乌娜当时已经怀有四个月的身孕。我在等候宣判结果时，她正在家里。宣判结果通过广播传出去时，她正一个人坐在草坪上。我被宣判无罪的消息让她激动地晕了过去。
我和乌娜婚后不久，她就表示不想做演员或明星。这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终于拥有了一个恋家的妻子，而不是一个热衷于抛头露面地出风头的女人。于是，我放弃了拍摄《梦里人生》的计划，开始编写《凡尔杜先生》的剧本。我后来常常想，电影界可能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指乌娜），但是让一个更优秀的喜剧演员（指我本人）更加健康和长寿。
记得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子开庭审理之前，我和乌娜去了比弗利山的一家珠宝店，修理她的梳妆盒。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去看店里展示的一些珠宝首饰。我们同时看中了一只镶着钻石和红宝石的精致手镯，但是乌娜嫌价钱太贵，我对店主说，我们再考虑考虑。等我们离开那家店，一坐上车，我就神情紧张地说：“亲爱的，开快点儿，越快越好！”说着，我就把一只手放进口袋，掏出了那只钻石和红宝石的镯子，说：“趁店员不注意，我把它拿来了。”
乌娜脸色惨白地说：“你不该拿的！”她把车往前开了一段，然后拐进了一条小街，靠路边停了下来。
“想想办法！……你不该拿的呀！”她说。
“可现在也不能送回去呀。”我说。这时，我再也装不下去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告诉她我刚才是在跟她开玩笑。其实，我趁她看其他首饰的时候，偷偷买下了那只手镯。
“可是你，以为我是偷来的，但是又想把它留下，哪怕是做一个从犯！”我取笑她说。
“我是不想再让你惹麻烦。”她微笑着说。
第二十八章 《凡尔杜先生》
我被芭莉起诉的事件反复折磨、痛苦不堪的日子里，许多好朋友来安慰我，他们想尽办法让我能开心起来。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是个剪着短头发的精力充沛的人，我经常和他在聚会中碰面，他总是玩世不恭地叼着一支雪茄。我把《凡尔杜先生》剧本拿给他看，他翻了翻，然后只说了一句话：“哦，亲爱的查理，您写了一部颇有中国风味的电影剧本。”
在一次晚宴上，我问莱昂·福伊希特万格：“你对美国的政局怎么看？”
他突发奇想地说：“查理，你看看，这些事很有意思：我在柏林盖好了新房子，结果希特勒掌握了政权，我不得不搬走了；然后呢，我刚在巴黎布置好我的公寓，纳粹军队又开进了巴黎，我又被迫搬走；现在，我刚刚在美国圣莫尼卡买了一幢房子。”说到这里，他耸了耸肩，无奈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