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极端焦虑，我没有听从这条建议，而是聘请了当时的大律师吉斯勒。这时，芭莉怀的孩子已经出生，并可以接受验血了。之前，根据我们双方签订的协议，我支付给她两万五千美元，她同意和孩子一起验血。我们选择了一个私人医院，芭莉、她的孩子和我都验了血。
吉斯勒第一时间拿到了验血报告，他声音颤抖地说：“查理，血型鉴定证明，你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真是善有善报啊！”我激动地说。
虽然血型鉴定的结果让那些不怀好意的政客大失所望，但是他们坚持在遗弃问题上继续起诉。审判的日子终于到来，吉斯勒和我准时在九点五十分在联邦大厦外面会齐，然后一起去出庭。
我们走进二楼的法庭时，却没有引起什么骚动，这令我很奇怪。事实上，那些新闻记者已经不关注我了，他们可能认为我在这场官司中必输无疑。
吉斯勒的桌子上摆着一枝铅笔和几张纸，这些东西是用来做审讯记录用的。我不愿意呆坐那里无所事事，就信手拿起纸笔画起画儿来。吉斯勒见状，马上向我走了过来。
“查理，不能画！”他悄声说，一面夺过那张纸，撕了它，“这张画要是被记者们拿去，他们就会进行心里分析，然后推测出各种可能的结论。”
我画的只是乡间的一条河和一座小桥。我小时候就喜欢画这样的东西，天晓得这帮记者能拿它得出什么结论来。
审判室里气氛紧张，所有的人都正襟危坐。书记拿起那个小木槌，敲了三下，宣布开庭。他们一共向我提出了四款控诉，而这些罪名分明就是他们任意罗织的，并控告我侵犯了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罪名成立，我必须服刑二十年。吉斯勒首先要求法庭对四款控诉不予受理。
确定陪审员的人选是个力气活，前后共花了两天的时间，从二十四位备选的陪审员中选出十二位，控辩两方各有权否决对方选出的六位人选。陪审员都要受到双方仔细的盘询和严格的核查，以便做到尽量的公正和公平。
在选第九位陪审员时，一个女人走进了陪审员席。吉斯勒顿时说：“我不喜欢她。”他重复说：“我不喜欢她那种古怪的神态。”
在她回答问题时，调查员递了一张字条给吉斯勒。“不出我的意料，”他看完了字条悄声儿说：“她是《洛杉矶时报》记者！咱们必须去掉她！你看，对方接受了她，接受得也太快了。”
我当时感觉这位女记者正在想什么心事，可是我又没戴眼镜，一点儿也看不清楚她的脸。
“倒霉！”吉斯勒说，“咱们只剩下两次否决权了，还是暂时留下她吧。”正如他所说，我们后来不得不用掉最后的两次否决权，排除两个显然对我们存有偏见的人，于是我们只好接受了这位女记者，这好像都是上天的安排。
法庭上，双方的律师大谈法律名词，我觉得他们是在做和我丝毫不相关的游戏。尽管对方所举的罪状听上去十分荒谬，但是我心里却在不停地嘀咕，担心万一局势难以控制，我会糊里糊涂地被判入狱。
审讯持续了好几天，芭莉的前男友保罗·格蒂先生，以及两个德国青年也出庭作证。保罗·格蒂承认，他从前就和芭莉相好，并且给过她钱。审讯也证实，芭莉曾经在一个德国青年的寓所里留宿一晚，这个德国小伙子承认了这件事。
案情终于审讯完毕了。陪审团决定用一个半小时来做出裁决，双方律师一致同意了这个决定。我无法想象陪审团竟然会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决定一件如此明了的事情。我想要看看那位女记者的表情，借机判断她对此案的态度，但她的脸偏向了一边。当陪审员都出去做集体裁决时，她目不斜视地随着一队人走了出去。
吉斯勒和我一起走出了审判室。他悄悄地对我说：“直到法庭做出裁决，我们都不能离开这里，”然后，他又非常乐观地说，“走，到外边去，坐在栏杆上晒晒太阳。”这几句话很微妙，让我感到身上压着一股阴森可怕的力量，让我怎么也逃不出法律的手掌心。
这时是下午一点半，我认为结果二十分钟以后就可以出来了。但是，没想到一等就等了将近三个小时，那真是让人坐立不安的漫长等待。
最后，连吉斯勒也着急了，他看着表说：“四点钟了，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呢？”
尽管心急如焚，我们不得不开始冷静地讨论，案件中的哪几点会使他们耽搁这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