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华莱士小姐在电话里问我怎么处理奥尼尔小姐的事，因为福克斯电影公司也有意雇用她。我没再犹豫，立即答应和她签订了合同。我和乌娜之间是天作之合，从认识她的那天，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开始了。到现在，这种生活已经持续有二十多年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能够永远这么延续下去。
乌娜身上蕴涵着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幽默和宽容。自从认识了乌娜之后，我才发现了这一点，并常常因此而惊奇。她的善解人意，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让我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虽然她那时才刚满十八岁，但我并不担心乌娜会像同龄的姑娘那么善变。起初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我们年龄相差太大，我怕我们不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但是，乌娜绝对是一个例外。她柔弱的身体内有一颗很坚定的心，一旦决定下来，就不会再反悔。我们商量好了，等拍完《梦里人生》之后，我们就马上结婚。
那时我已写完电影剧本的初稿，并开始筹备电影的拍摄工作。如果我能把乌娜那些特有的动人之处通过银幕展现出来，那么《梦里人生》肯定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佳作。
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很久不见的芭莉又闯进了我的生活。她在电话里无耻地对我的管家说，她现在身无分文，而且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她怀孕的事肯定是与我无关，我认为她是想敲诈我，于是吩咐管家说，如果她再来我家胡闹，就去报警。第二天，芭莉果然来了，然后高高兴兴地围着屋子和花园转了好几圈。我没有想到芭莉这次是有备而来，她受到高人的指点，故意惹我去报警，好就此把事情上升到一个她所希望的层级，我没有看破这一点，吩咐管家打电话报告了警察。
芭莉的计划成功了，没过几小时，报纸上就到处都是我的绯闻了，说什么芭莉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卓别林抛弃了她，让她无依无靠地流落街头，而且还让警察抓她。我还没从此事对乌娜和她家人影响的担忧中解脱出来，一星期后，芭莉又以遗弃罪控诉了我。在这之后，我找到我的律师劳埃德·赖特，直言我已有两年不曾和这个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
赖特建议我先暂停拍摄电影《梦里人生》，并劝我让乌娜先回纽约避避风头。为此，我和乌娜郑重地谈了一次，我们一致决定不准备逃避，因为这样反而会让芭莉的阴谋得逞。我们之前既然已经谈到结婚，就干脆马上结婚，用结婚来反击一切谣言。
我们计划在距离圣巴巴拉十五英里之遥的卡平特里亚小村举行婚礼，婚礼前我们必须先到圣巴巴拉的镇公所去登记注册，领取结婚许可证。我们特意选择了一大早去注册，那时镇上还是静悄悄的。从内部消息得知，注册登记的男女中如果有一个是知名人士，管理登记的人员就会按动桌子底下的按钮，通知记者。所以，一大早行动可以最大可能地躲避记者的采访、拍照。我先站在镇公所外面，让乌娜进去办理一般的登记事项。工作人员记下了乌娜的姓名和年龄，然后问：“新郎呢？”
这时，我走了进去。工作人员马上说：“啊，是卓别林先生，真是想不到呀！”说着，他的一只手伸到了柜台底下。我们紧催他办理手续，他磨蹭了半天，但实在没法拖延更长的时间，最后不得不把许可证发给了我们。我们迅速离开镇公所，刚登上汽车，记者们的车已经驶进了院子。我们就像亡命逃窜的罪犯驾车飞奔，一阵风似地左拐右闪。汽车不时发出尖厉的刹车声，最终带着我们离开了静寂的圣巴巴拉街。最后，我和乌娜成功地甩掉了新闻记者，秘密到达卡平特里亚村，在那里举行了婚礼。
我们没有选择蜜月旅行，而是在圣巴巴拉租了一幢房子，准备在那里隐秘地过两个月的平静生活，以躲避媒体的狂轰滥炸。记者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只要我们不理睬报纸上的无聊编造，生活还是安静的。只是门铃成了我们的梦魇，只要它一响，我们就会吓得跳起来。
我们每天傍晚都会去乡间的小路散步，只是不敢走太远，以免被人认出来。生活的节奏放慢了，身体得到了休养，可是内心却很挣扎，尤其是想到自己被很多的人痛恨，这其中还包括乌娜的父亲，拍电影的计划也无限期推迟。乌娜看到我愁闷的样子，总是想办法逗我高兴，读小说给我听。总体来说，在圣巴巴拉的两个月是浪漫而又有情趣的，尽管有时还会焦急和失望。
我们的蜜月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我刚回到洛杉矶，就从一个在美国最高法院工作的朋友墨菲那里得到了恼人的消息。他向我透露，芭莉起诉我的案子可能要开庭了，有一些政客希望通过此案把我彻底搞臭。墨菲法官在信里建议我最好是请一个名气不大、地位不高的律师，千万不要请一个收费昂贵的大律师，因为这样会让陪审团认为我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