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亲纳粹分子胡扯的“让他们两败俱伤”那句话，我不禁激动起来，于是我改变了口气，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共产党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之处，他们如果缺了胳膊或是断了腿，也会像我们一样感到疼痛，也同样会送命。共产党人的母亲也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一样，当她们听到自己的儿子一去不返的消息时，也会痛哭。这一切，我想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知道。眼下，俄国就有很多母亲在痛哭，她们的儿子正在前线，随时准备牺牲……”
我一口气说了四十分钟，我谈到罗斯福总统，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募购战时公债时发表的演讲，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台下的听众们时而大笑时而鼓掌。
我最后说：“现在又打仗了。我为什么在这里发表讲话呢？是为了战时俄国难民的救济工作。”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钱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需要的难道仅仅是钱吗？要知道，就在现在，同盟国有二百万军队驻扎在北爱尔兰，整天无所事事；可是俄国人呢？他们单独对抗着大约二百个纳粹师！”
大厅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渴望着我的结论。
“俄国人，”我用强调的语气大声说，“是美国人民的盟友！他们正在用鲜血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捍卫着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愿意战斗，斯大林元帅为此提出了邀请，罗斯福总统也发出了号召。所以，让我们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吧！”
台下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持续了七分钟之久。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不需要我再往下说了，全都不停地跺起脚来，并把帽子扔到空中。我有点担心，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是不是过于极端了呢？
这次演讲之后，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不良反应，所以我又参加了几次公开的集会并发表演说，国内的舆论也渐渐一致起来。我从上一段婚姻的郁闷结局中渐渐走了出来，生活暂时平静了，但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一场暴风雨来袭之前的短暂的宁静。
果不其然，麻烦再次上门，不过这一次和上次完全不同。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和蒂姆·杜兰特打完网球，蒂姆对我说，他与一位名叫琼·芭莉的年轻姑娘有一个约会，她是保罗·格蒂的女友，刚从墨西哥城来到美国。由于芭莉小姐带着一位姑娘一起参加蒂姆的晚宴，所以蒂姆问我是否愿意同去，再说，芭莉小姐以前曾经表示很想见我。我没多想，就和蒂姆前往珀林诺酒馆。芭莉小姐很活泼，谈话也很有趣，我们四个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等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又邀请了一些朋友来我家打网球，蒂姆又把芭莉小姐带来了。晚上我请蒂姆和芭莉到罗曼诺夫酒馆吃晚餐，经过两次接触，我和芭莉小姐的了解更进了一层。第二天早晨，芭莉独自一人来看我，故作神秘地问我是否可以陪她吃午餐。我那天正计划到圣巴巴拉参加一个拍卖活动，于是我建议她和我一块儿去，我们可以共进午餐，然后去拍卖现场。那天我在拍卖场上还算顺利，把两件藏品收入囊中。
芭莉小姐二十二岁，身材颀长，是个漂亮的姑娘，她的胸部非常丰满，坐在我的副驾驶座位上，穿着一套领子极低的裙装，显得妩媚动人。我的情欲和猎奇心被激发起来了。在回洛杉矶的路上，她说她已经和男友保罗·格蒂吵翻了，想在第二天晚上回纽约去。然后她又委婉地表示，如果我要留下她的话，她可以考虑留下来，不去别的地方了。
芭莉的这番话让我起了疑心，因为她的想法来得太突然，没有任何先兆，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于是我很坦率地跟她说明，我不希望她因为我的原因而选择留下。然后，我径直把她送到她的公寓前面，向她挥手道别。
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两天后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决定留下了，并希望我当天晚上去看她。她坚决的态度让她达到了目的，我不否认她对我的吸引力，我当晚去了她的公寓。从那以后，我经常和她约会，芭莉变成了我的非正式女友。
我和芭莉相处的日子大多是愉快的，但是她的某些古怪的做派和行为方式令人无所适从。经常的，她连个电话都不打，就在深夜突然来到我家，然后她又可能连续一个星期不露面。我为此暗自担心，但是只要她一来到我身边，看到她乐呵呵的样子，我又觉得自己多虑了，对她的不安情绪也就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