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所以那天晚上，大厅里有不少纳粹分子。演讲一共要六分钟，我刚开始演讲，他们就大声咳嗽，毫无疑问不是真的咳嗽，而是故意捣乱。我很紧张，觉得口干舌燥。演讲到一半，我停下了，如果不喝一口水，我真的没有办法将演讲进行下去。可是大厅里连一滴水都找不到。迫不得已，我只好让六千万听众等候两分钟。直到有人用一个纸袋递了点儿水给我，我才坚持着完成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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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斯是指当时的美国电影摄制发行会主席威尔·哈里森·海斯。
第二十六章 参加集会演讲
在拍《大独裁者》之前，我已经意识到和宝莲的离异是无法避免的了，对此我们二人心知肚明。所以，在影片拍完后，宝莲借着回加州为派拉蒙拍电影的机会，独自回到比弗利山，而我不得不独守纽约的寓所。一两天后，我的管家弗兰克打来电话，说宝莲并没有在比弗利山的家里住下，而是收拾了她自己的东西就走了。等我回到洛杉矶，宝莲已经去了墨西哥，准备和我办理离婚手续。这次离婚，使我们这对做了八年的夫妻天各一方，我内心感到凄凉而无奈。
《大独裁者》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部电影，但是，它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我刚回到比弗利山时，报界的反应十分强烈，他们认为我擅自离开好莱坞去纽约举行影片的公映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不通知报界，也是故意远离民众。其实，我当时担心的是那些对《大独裁者》不怀好意的人会不等这部影片在纽约上映，就把它毁在襁褓中。我为这部影片投资了二百万美元，不能有任何闪失。在当时的美国，反纳粹的影片也有强大的敌人，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无论我怎样解释，报界仍固守着一种敌对的态度，并开始散布流言飞语，比如编造故事，说我如何如何吝啬；还有些流言，是关于宝莲和我离婚的事情。在他们肆意中伤的同时，我的《大独裁者》在英、美两国接连多次打破了卖座记录。
《大独裁者》上演时，欧洲的战事越演越烈，美国虽然没有正式出兵，但是通过各种途径向盟国和苏联提供物资，罗斯福和希特勒的冷战态势已经很明显，纳粹分子正在陆续打入美国各类机关组织。
1941年12月，广播中传来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日本偷袭珍珠港！
罗斯福总统立即对日宣战，很快，许多美国军队前往海外。与此同时，俄国人一面在莫斯科郊外阻挡着希特勒的大军，一面呼吁英美联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总统本人是拥护这一主张的，但是一些纳粹的同情者妄图离间美国和俄国盟友的关系，他们叫嚣：“让他们（德国和俄国）两败俱伤，然后咱们（美国）来坐收渔人之利！”试图打乱美国国会和政府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心。广播中，每天都报有俄国人的战况，伤亡数目惊人，幸运的是，纳粹的战车仍旧滞留在莫斯科的郊外。
就在这个时候，我惹了一个大麻烦。一天，我突然接到驻旧金山的俄国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的电话，他说美国驻俄大使约瑟·E.戴维斯先生患了急性喉炎，问我是否可以去代替大使先生做一次发言。虽然丝毫没有精神准备，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会在第二天举行，我连夜赶往旧金山，并于第二天上午八点抵达。
宽大的会议厅座无虚席，主席台就坐的是几位美国海军将军，还有旧金山市长罗西。排在我前面的几篇演讲，措辞都很谨慎，态度模棱两可。市长罗西说：“我们必须承认，俄国人是我们的同盟。”但丝毫不提俄国人的英勇抵抗，也不称赞他们的浴血奋战，要知道，当时的俄国人以极大的牺牲精神，苦苦抵挡着近两百个杀气腾腾的纳粹师。前几个演讲者的小心谨慎，让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同盟者并不真诚，也不全力以赴。这无疑是让我无法容忍的。
会议开始前，委员会主席特意关照我，要我尽可能多讲，最好能凑足一小时。我顿时呆住了，我本以为最多谈上四分钟就行了。等我听了那些政客们软弱无力的发言后，我不禁怒火中烧。我拿起筵席座位名片，在后面写了四条演讲提纲。在紧张的心情中，我听到大会主持人念起了我的名字。
我打了一条黑领带，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缓步上台。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这给了我信心，也让我稍加镇定。等掌声停下来，我说了一句：“同志们！”引来一片哄堂大笑。笑声过后，我斩钉截铁地说到：“我想我没把词儿说错，我就是要说‘同志们’。”又是一阵大笑，接着又是一片掌声。我严肃地说：“今天晚上这里有许多俄国朋友，此时此刻，你们的同胞正在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所以，称你们为同志是我的荣幸，也是你们应得的权利。”又是一片掌声，很多参会者都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