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5月17日，贝萨里昂娶了19岁的克捷万·格拉泽为妻，家人和熟人都称她可可（Keke）。在克捷万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和母亲在加姆巴列乌利村相依为命。[6]婚后，克捷万很快就怀孕了。其实，在约瑟夫之前，她曾生过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米哈伊尔（Mikhail），1岁时夭折了。二儿子叫格奥尔吉（Georgi），也在很小的时候便夭折了，只有斯大林活了下来。1878年12月17日，他被带到教堂，由大司祭哈克诺夫（Khakhanov）和传道师科文尼卡泽（Kvinikadze）为他施洗礼。[7]
人们都知道，约瑟夫也叫小索索。除此之外，人们对他幼年时期的生活一无所知。据推测，约瑟夫的父母在饱受失子的苦痛之后，对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一定给予了特殊的关爱。溺爱新生婴儿也可能是格鲁吉亚人的传统。事实上，对于孩子的培养，格鲁吉亚人更像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而不像北欧各民族。但贝萨里昂·朱加什维利是个例外，因为他从未对他的孩子表现出仁慈与善意。可可想弥补这一点。虽然她对约瑟夫严格要求，但总想让他感受到与众不同，并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让他穿得好一些。对此，贝萨里昂非常气愤。可可下定决心要把约瑟夫培养得有教养，并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但贝萨里昂只想让儿子和自己一样，做一名鞋匠。其实，从刚结婚开始，朱加什维利夫妇的关系就不融洽。约瑟夫的到来不但没有缓解这种状况，反而使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贝萨里昂脾气暴躁，常常大发雷霆，并对妻子拳脚相加。他的商业梦想没能实现，因为鞋铺没有随时代的发展生产欧洲风格的产品，还只是停留在生产传统的格鲁吉亚鞋子上，而当时欧洲风格的鞋子正日渐成为时尚的主流。[8]不管他如何努力，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接二连三的失败和尊严的丧失，使贝萨里昂变得更加易怒。他开始酗酒，将更多的时间花在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YakobEgnatashvili）的酒馆里，而不是去承担他该承担的家庭责任。[9]
根据大多数资料记载，可可是一位虔诚的女性。她参加教会活动，咨询牧师，热切地希望她的儿子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也有一些关于她的其他方面的传闻。从1938年起任警察局长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SergoBeria）曾写道，晚年与可可成为朋友的祖母提到过一个生活散漫的妇女，她曾和祖母透露：“我年轻的时候给人打扫房间，偶然碰到一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我没有浪费这次机会。”据说，当贝萨里奥挣的钱不能满足家庭需要时，可可就会出卖自己的身体。[10]一个不那么极端的说法是，她并不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女人，但她与哥里的巨头有染，有酒馆老板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YakobEgnatashvili）和当地的警察局长达米安·达维利什维（DamianDavrishevi）[11]。由于这种情况不常发生，所以缺乏证据，但间接证据也为爱传闲话的人提供了谈资。当斯大林的权力到达顶峰时，他提升了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儿子，这通常被当作他们之间有特殊亲属关系的证据。[12]
有时，人们将达米安·达维利什维归于索索的亲属。虽然看不出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与其童年时代的好朋友、达米安的儿子约瑟夫在外表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后来的岁月中，约瑟夫·达维利什维不能排除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可能。[13]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搜集毁灭斯大林的证据，曾有人对此做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可可作为一个虔诚的、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形象是值得商榷的。对于这一发现，苏维埃当局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如果他的母亲受到诽谤，斯大林也将遭到猛烈抨击，但目前尚未发现这种状况。
如果关于母亲的这类谣言在斯大林的童年时代很普遍的话，它们可能正是贝萨里昂酗酒、实施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随着生意陷入困境，他也变得一蹶不振，人们还称他为疯贝萨（Beso）。贝萨里昂每况愈下，可可只能在当地的教堂中寻求慰藉。她也去做清洁工和针线活，以贴补家用。她不想让家庭被丈夫的坏脾气和不负责给拖垮。贝萨认识到，他在哥里是没有商业前途的，于是，像其他鞋匠一样，他前往工业快速发展的第比利斯寻找工作机会。1884年，贝萨成为埃米尔·阿杰利汉诺夫（EmileAdelkhanov）大鞋厂的一名工人。但这里工作时间长，报酬又低，境遇没有改变的贝萨继续酗酒。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给家中的可可汇了很多钱。他回哥里，也不能给妻子和儿子带来稍许的安慰，因为他除了酗酒和家庭暴力外，其他毫无指望。他越是堕落，可可越是跑到教堂中去避难，寻求感情和精神上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