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约瑟夫的血统，还有其他说法。最怪诞的一种说法是，当时最著名的人种学者、探险家、贵族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NikolaiPrzewalski）与可可·朱加什维利有染，约瑟夫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这是不可能的。可可怀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时，普热瓦尔斯基就没有到过格鲁吉亚。[14]当统治者们的背景由鲜为人知变得人尽皆知时，人们习惯上就会滋生对他们的想象，谣言便会四起，他们的出身也更加受到关注。
还有一种说法，约瑟夫的民族并不是宣传的那样，有观点认为他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奥塞梯人（Ossetian）。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朱加什维利家的祖先要追溯到格鲁吉亚北部边境以外的群山中。其名字本身也表明，他们不是纯正的格鲁吉亚人。几个世纪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不断四处流动，即使沉静的小城市哥里都有外来者。其实，人们之所以探究斯大林的奥塞梯人血统，目的在于含沙射影地解释斯大林为何变得专横残暴。人们普遍认为山区民族的教化程度要比山谷里的居民低。而且，对一些格鲁吉亚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抹去了他们与这样一个名声极坏的专制者间的联系，也可抹去他们所背负的耻辱。在斯大林的回忆录中，没有一个同学提及这个问题，但人们的注意力却总是聚集在他的童年时代上。[15]约瑟夫·朱加什维利长大后也对自己在出身和文化上属于格鲁吉亚人而感到自豪，但是他可能隐藏了早年与哥里的大多数男孩不同的那种感觉。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大林讲给亲朋好友的故事，成了我们了解他童年生活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无须强调的是，斯大林善于编造谎言，积习已深，且经常夸大或曲解事实。通常情况下，他童年的故事中总是充满贝萨里昂醉酒后的家庭暴力，但所有这些故事都需要审慎地对待。1931年，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eLudwig）问他有关童年的事情时，他断然否定了曾遭虐待的说法。斯大林坚称：“不是的。我的双亲虽然未受过教育，但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坏。”[16]显然，这与斯大林的其他回忆是不一致的。他曾告诉女儿斯维特兰娜（Svetlana），他是如何坚决抵抗其父亲的。当时，母亲可可又遭受毒打，于是，斯大林将刀子扔向了父亲。幸好，刀子没有扎到父亲。但贝萨里昂发疯般地扑向了小约瑟夫，由于他动作太慢，没有抓住。小约瑟夫跑着离开了家，藏到邻居那里，直到父亲怒气平息了，他才敢回去。[17]
约瑟夫朋友们的回忆录无一例外地断言，贝萨对妻子非常凶残。据传闻，可可也不反对丈夫打孩子。[18]若果真如此，那么，朱加什维利家的家庭暴力则时有发生。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小约瑟夫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万事的自然秩序。他在接受路德维希采访时对此持否定态度，可能是他已经意识到，人们在寻找其政治上极端严酷的心理学原因。可是，他不需要这种复杂的精神分析。像很多童年时代受到欺负的孩子一样，约瑟夫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找他可以欺负的对象。并非每个在父母的打骂声中长大的孩子都嗜杀，但有些人的确是这样的，好像从整个社会而言，这点显得更真实。在约瑟夫接下来的成长过程中，雪上加霜的是父亲的暴力行为既没有正当的理由，也无法预见，因此，随着年龄增长，约瑟夫的怨气越重，报复心越强，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震惊。
可可·朱加什维利对约瑟夫要求严格，但她的关心和喜爱更让他感到窒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曾无意中告诉苏军统帅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iZhukov），他曾是一个瘦弱的婴儿，在他6岁之前，母亲从不让他离开她的视线。[19]说这些时，斯大林的语气温和。6岁左右的时候，他患上了天花，母亲焦急万分。大家知道，天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而像朱加什维利家一样的贫困家庭，是难以支付医疗费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母亲感觉就要失去他了。哥里当地的老百姓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农村的传统治病方法保持着信心。于是，可可请来了一位女医生为儿子治病，斯大林后来用俄语称这位女医生为聪明的女人（znakharka）。最后，斯大林死里逃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仅在脸上留下了麻点。这已经成了他随后几十年的一种固定模式：虽然他很容易患病，但恢复力很强，总能挺过来。[20]
毫不惊奇，危机激发了女性强烈的保护意识。可可对丈夫的失望转为对约瑟夫的期望。约瑟夫是其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这使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孩子的关爱中。可可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格鲁吉亚妇女，她没有机会来打破家庭贫穷的恶性循环，所能做的就是为境况较好的家庭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赚取微薄的收入。对于家庭生活的改善，她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而约瑟夫是她唯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