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委员会给斯大林的指示是改善粮食供给。在此之前，安德烈·斯涅萨廖夫（AndreiSnesarev）到达察里津。斯涅萨列夫是旧俄军队的将军，后来倒戈加入红军。斯大林代表政治力量，斯涅萨列夫代表军事力量，人民委员会派两人前往察里津的目的是使两种力量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Petrograd）筹集粮食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3]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委员会错误地判断了这位人民委员。由于粮食采购有赖于红军力量的使用，因此，斯大林将他采购粮食的职责理解为他本人有权凌驾于该地区所有军事首领之上。旧俄军队中的一位列兵拒绝为他服务，没有使他在管理北高加索前线时变得谦虚谨慎。一个月后，斯大林通知列宁：
食物供给问题自然与军事问题纠缠在一起。为工作利益着想，我需要有军事全权。我早已写信提及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答复。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做主，不经任何手续把那些破坏我们事业的集团军司令和政委们撤职。这是工作利益驱使我这么做的，因此，即使没有托洛茨基的那一纸公文，我也不会停止我的行动。[4]
当时，斯大林已经有一定威望，几乎可以与人民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些杰出人物相提并论。这是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一试锋芒的良机。
1918年年中，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共和国受到多方面的威胁。第一支自称为“白卫军”的军队——俄罗斯“志愿军”（VolunteerArmy）在阿列克谢耶夫（Alexeev）将军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领导下，正在诺沃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接受训练。他们逃离了彼得格勒，计划向莫斯科前进。这支“志愿军”反对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企图通过对红军进行军事打击恢复1917年以前的社会秩序。9月，另一支武装力量在距离北高加索地区700英里的喀山（Kazan）市外形成。当时，喀山由红军占领。托洛茨基重组的指挥和新兵招募系统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还没有将社会革命党人的兵团消灭。他们撤退到乌拉尔山区（Urals）进行重组，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在南部地区招兵买马。11月份，鄂木斯克（Omsk）发生了一场政变。海军上将高尔察克（Kolchak）脱离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统治，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组建了一支军队。上述这些军队公然抨击布尔什维主义是对俄罗斯母亲（MotherRussia）的背叛，由克拉斯诺夫（Krasnov）率领的哥萨克骑兵对察里津南部区域的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进行攻击。这些军队装备精良，士气高涨，憎恶列宁所领导的人民委员会搞社会主义，持无神论，破坏国家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所承担的任务使他的个人安危受到威胁，但他和他的同伴阿利卢耶娃兄妹从没有意识到这些危险。[5]
斯大林后来的敌人们都忽视了其在内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面对战时的灾难，他没有逃避，他不是一个懦夫。在这种意义上，他的英勇甚至使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相形见绌。但他不仅仅是一位战争英雄，后来的赞美者过度渲染，将他描绘成拯救了伏尔加河畔的十月革命的天才司令官。
斯大林在南方的任务举足轻重，除了粮食短缺之外，苏维埃政权本身也是前途未卜。俄国占领波兰、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并占据罗斯托夫，破坏性地缩小了苏维埃国家的农业生产基地。7月下旬，克拉斯诺夫（Krasnov）的袭击切断了苏维埃政府与察里津之间的联系。南俄和北高加索（Caucasus）地区是小麦的主产区，因此，身在莫斯科的列宁决定消除粮食采购和运输过程中的这些瓶颈。当时，白卫军不是唯一的威胁，当地的许多武装团体也妨碍粮食贸易和运输。当然，有些武装团体仅仅是盗匪，怀有其他的政治或者宗教方面的目的。这个地区的民族想向莫斯科索要自治权，1917年俄国的分裂给他们恢复自治提供了契机。在这样一块动荡不安的区域内负责重新建立采购和运输粮食的安全通道，斯大林似有千斤重担在肩。但他没有畏缩不前，而是满怀信心地承担起了这副重担。
察里津执政当局认为他充当了满怀恶意的“莫斯科眼线”[6]的角色，但他们完全错了，斯大林对来自首都的指示不屑一顾。由于斯大林十分厌恶红军、征粮机构中的所谓“专家”。他一到察里津便着手肃清这部分人。这种做法，显然是与官方政策唱反调，但斯大林并没有费尽心思地去投列宁之所好。他说：“我敦促每个人勇往直前。如果需要的话，我还会咒骂他们。”斯大林称这些专家们为“鞋匠”。[7]一个鞋匠的儿子，想证明自己作为军事司令官的威严，因此，这个称呼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