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没有针对托洛茨基进行评论，但他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斯大林对此难以忍受，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他厌恶托洛茨基且毫无信任感。就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表达了他个人的感受：[27]
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就是没有任何立场。西方并没有什么革命运动，他所说的革命事实并不存在，而只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可能罢了。但我们不能仅凭一种可能性就做出决策。如果德国人开始进攻我们，就会支援俄国的反革命势力。一旦德国拥有了科尔尼洛夫的部队，他们就有能力发动进攻。十月革命时，我们正在高谈“十字军东征”，因为我们以为，不谈和平意味着能够推动西方各国的革命，但事实表明这是毫无道理的。
这是他们之间政治斗争的第一次爆发，而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40年8月，苏联特工拉蒙·梅尔卡德尔（RamonMercader）在墨西哥科约阿坎区（Coyoacan）用冰锥刺入托洛茨基的头盖骨内。
尽管如此，斯大林的言论还是激怒了列宁，他反驳了西方没有大规模人民运动的观点，并且指出，如果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就转换策略与德国媾和，这肯定会给布尔什维克党人带来国际叛徒的指责。列宁重申了支持革命战争的主张，但他认为从表面上看，和谈失败就能激发德国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但实际上，“我们需要全部牺牲自己，才能使德国革命力量比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28]因此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西方革命运动毫无可能性，也不像他在1917年所宣称的：他有义务组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这只是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因革命形势需要而做出的妥协。这种紧张事态在当时并不重要，列宁需要向所有人寻求支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斯大林一再支持列宁的主张。[29]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一定要实际一点：他们无法击败德国军队，除非单独与轴心国媾和，否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会垮台。
斯大林和列宁一样坦诚。1928年2月18日，他向中央委员会宣称：“正式讨论实在是多余的，我们的讨论必须直截了当地围绕问题的核心，德国人就要进攻了，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现在是危急关头，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与德国媾和。”[30]他热情地向部队武装力量表达感谢：“他们仅用五分钟就能发起狂风暴雨般的进攻，我们前线的战士将全部牺牲。让我们结束无用的争吵吧。”[31]2月23日，斯大林告诫道：“问题可能会这样：要不我们革命失败，欧洲革命运动解散，要么我们得到喘息的机会，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并不是决定西方革命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缺乏阻止德国人进攻的武装力量，我们就必须寻找其他方法。如果彼得格勒必须屈服，那么我们不能归结为整个革命事业的屈服。可见，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要么获取增强力量的喘息时间，要么面对革命的失败。”[32]
直到2月23日，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才达到多数。这时，德国的和谈要求更加苛刻了，媾和意味着中央委员会必须放弃帝国时期在西部边界地区的大片国土。列宁强调，这是一个耻辱的和约，如果人民委员会不想被德国军队推翻，那么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都将陷入轴心国的控制范围，尼古拉斯二世统治时期的将近一半的人口、工业、农业资源将被放弃，和约将在小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原来就对无偿剥夺农民粮食的政策很气愤，现在终于决定脱离人民委员会的合作联盟，并且于1918年7月发动政变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但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列宁和他的支持者们还是执行了既定方针，1918年3月3日，双方终于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对列宁来说，和约能带来短暂的喘息时间，从而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党增强和扩大在国内的革命，同时积极准备在中欧发动革命战争。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都还不切实际。红军开始组建，而曾经反对媾和的托洛茨基也同意担任军事事务人民委员。其他对和约持反对态度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逐步改变了观点，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中来。
1918年春，斯大林的新职务确定了他在党的领导核心中的重要地位。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斯大林都与列宁保持一致，但他并非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争论中，他已经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主张。并且，与他原来传统的墨守成规相反，在签订合约之后，斯大林仍然持有这种观点。当德国军队5月份占领合约达成的俄国和乌克兰之间的控制线时，斯大林开始重新思考整个和约，并主张重新组织战斗，他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上提出这一主张。[33]然而，列宁和其他人并不支持斯大林的这一观点，这时二人之间的分歧开始隐约出现了。根据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列宁才发现，他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是一位理解他并支持他的政治家。斯大林不断努力巩固他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中的地位，他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早在十月革命的炮火中就曾被检验，如今更是被列宁和其他人认可。他所采取的冷酷手段比起列宁、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等人，更加残暴。他希望其他人能够认可他的才能，因为他尽其所能为革命事业提供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