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关键在于托洛茨基不能克服他乱七八糟的立场。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他难以置信的“左派”立场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创。在5月份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他的立场和混乱不堪的外交手段同样破坏了我们共同的事业。现在，他的命令又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更进一步的破坏，而且这个托洛茨基分子的所有命令在战争前线事实上等同于最杰出的领导人，注视着来自非党的反革命分子阵营中的军事专家的屁股……[17]
斯大林提醒列宁，托洛茨基过去曾经反对布尔什维克，他对傲慢的政治入侵的反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斯大林看来，托洛茨基不能受到信任。
斯大林要求对托洛茨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他说：
我担心如果他们重复以前的行为，提出疯狂的要求，将会造成军队和指挥人员之间产生纷争，从而将前线完全摧毁。因此，我请求您在合适的时候，趁早将他调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岗位，限制他的权力。
我不喜欢责难和诽谤，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立即对托洛茨基进行严格控制和限制的话，他将支持“左”翼力量和所谓的“官方”的纪律，这会使最训练有素的同志感到厌恶，从而会使整个军队毁于一旦。
这种分析吸引了熟知法国大革命（FrenchRevolution）历史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中，军事首领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Bonaparte）牢牢掌握了政权，拒绝接受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Robespierre）所提出的社会激进主义中的许多要求。在俄国十月革命这场戏剧中，托洛茨基看起来最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党员们对他坚持使用旧俄军队的军官非常恼火，对他因为政治委员违抗命令、畏缩不前而予以枪毙也进行了斥责。1918年年末，针对托洛茨基的非正式的军事反对派开始联合起来。
托洛茨基有理由对发生在察里津的事件感到震惊。列宁开始偏向斯大林，因此，在南方战线上，斯大林一意孤行，但这是不被党的领导者们所共同认可的准则。列宁坚持认为，如果想要赢得内战，就应该将俄国普通的农民争取到红色阵营中来，而不仅仅争取最穷困的农民。为达此目的，相对于暴力行为，说服教育应该摆在优先的位置。然而，列宁的宣言带有自相矛盾之处。为了将“阶级斗争”的理念引向农村，他早就大规模地建立了不受欢迎的“贫农委员会”，并征召农民入伍，还通过全副武装的城市工人征粮队来征收农民的粮食。但是，很显然，他关心的是赢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斯大林的思路比列宁更清晰。对他而言，威力是正确、有效、经济省力的资源。他将一些村庄付之一炬，以恐吓周围的其他村庄，使那里的村民遵守红军的命令。这种恐怖行为就是用来对付这些农民的，但在官方的宣传中，这些农民却被描述成苏维埃国家的两大主体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将哥萨克人（Cossacks）当作敌人来对待，“非哥萨克化”这个词流行起来。[18]他在给其布尔什维克的老对手斯捷潘·邵武勉（StepanShaumyan）的信中说：
对于达吉斯坦（Dagestani）和阻止从北高加索军区过来的火车前行的其他障碍，你绝不能心慈手软。为了教训他们不要袭击火车，就要放火烧毁很多村庄，使之夷为平地。[19]
这种手段，是19世纪早期高加索地区的叶尔莫洛夫将军（GeneralYermolov）和1905年格鲁吉亚的阿里哈诺夫将军（GeneralAlikhanov）统治下的最凶残的帝国军队的传统[20]，却被斯大林效仿。他们打算让外界知道，唯有绝对的顺从才能拯救当地人。斯大林一心想安抚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非俄罗斯民族组织，但这些组织中有些人没能成功阻止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爆发。因此，他对这部分人采取了残忍的打击措施。
斯大林要求自己领导的、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红军士兵严格服从命令。[21]斯大林毫无后顾之忧地将军队投入战争，似乎单单士兵数量上的优势就能带来军事上的胜利。红军死亡人数的比例比白卫军高很多，但他并不关心。列宁对南方战线上不计后果地滇视士兵的生命提出了批评，虽然没有提及斯大林的名字，但很显然，斯大林应该对此承担责任。[22]列宁宣称不能将红军运作中的问题归咎于托洛茨基，并且坚信中央委员会征召旧俄军官的政策是正确的。[23]托洛茨基派他的助手亚历克斯·奥库洛夫（AlexeiOkulov）前往察里津，查明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调查报告非常令人不安。斯大林将旧俄军官从指挥官的职位上撤下来，逮捕了数十人，并用船将其运送到伏尔加河畔。这其中，就有斯涅萨廖夫。他被指控密谋破坏红军战争，帮助白卫军作战。[24]斯大林想沉船后把上面的所有人淹死。[25]根据上级的命令，斯涅萨廖夫被释放，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他赴西部战线指挥作战。盛怒之下，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继续请求对那些反革命军官们进行制裁。伏罗希洛夫宣称，如果他和斯大林不在察里津这样做的话，白卫军将会占领整个乌克兰。[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