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中为数不多的在民族问题上的温和派，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事实上，他一贯极度维护自己关于国家暴力和专政的主张。斯大林确信，对人民委员会中的不同政见者需要采取严厉措施。他曾预言：“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现在就给宪法民主主义者（Kadets）以彻底一击，否则，一旦他们向我们开火，就会给我们当头一棒。”[24]暴力、专政和中央集权主义静静地埋藏在俄国政体中，同时，很多保守派、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人士开始意识到，在二月革命后仍坚持普遍人权、改良主义和民主无疑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布尔什维克党从未实施过这些碍手碍脚的所谓自由主义思想，原来那些希望通过非暴力获得革命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后来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斯大林当然不属于需要被说服的那种类型。
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曾经能随意谈论自己不喜欢的人及其对革命政权的影响，然而现在，除非政权转移到他们手中，否则不可能恢复到他们所盼望的那种状态。推翻临时政府后，如果他们对现有状态有任何怀疑态度，托洛茨基和列宁可能会在几个星期里将他们赶走。列宁成立了一个“肃反委员会”（俄文简称契卡）的特殊机构，用来与反革命者和阴谋破坏革命者作斗争。列宁确信，这个机构将成为人民委员会的常规监督机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支持了费力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Dzierzynski）和其他契卡领导人所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要求，并允许他们扩大使用各种恐怖手段。并非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赞成这一举措，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作为党内领导权的接班人都认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暴力，并且逐步按照预期减少暴力。斯大林从来都不是反对者中的一员，他对国家恐怖活动的渴望就像蜜蜂对美丽的花朵一样。1917年十月革命前，他并没有表现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然而革命后，斯大林马上表现出对专制和国家恐怖活动的青睐。当爱沙尼亚布尔什维克党电告斯大林要除掉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叛徒”时，斯大林热切地回复道：“建一座集中营是最好不过的了”。[25]
在斯大林的精神世界里，国家恐怖主义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信条，这与他粗鲁的个性不谋而合。但这种吸引力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它同时建立在全面分析和信仰的基础之上。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斯大林成长的那个年代是国家通过威胁与恐怖活动来镇压、征服民众的年代，即便恐怖活动不再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国家也不会因为发动战争牺牲大量人民生命而感到良心不安的。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他们成功地将经济体系扩展到世界各地。这一体系被强权政治所维护，被奴役的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统治下的劳动者阶层被剥削和压迫，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大多数人变得贫困，仅有少部分人更加富有。斯大林关心的是，暴力是对抗资本主义的有效武器，苏维埃革命必须使用暴力才能达到其目的。要想在俄国掌握国家政权，布尔什维克必须面对现实。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因为缺乏专制和暴力，布尔什维克党绝不能重复这一错误。即使他们的革命设想比起实际情况显得有些简单，但他们还是寄希望于“以暴易暴”。
在对外政策方面，列宁最应当感激斯大林。在新年伊始，列宁和托洛茨基深感他们缺少足够的兵力深入中欧，发动“革命战争”，推行社会主义。尽管托洛茨基依然坚持要实现党的革命战争的承诺，列宁却认为这一方针需要改变。当德国和奥匈帝国向苏俄人民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时，列宁认为应首先确保苏维埃国家的安全，便敦促中央委员会尽快与之签订单边和约。但他的主张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对他们来说，签署一个单边和约意味着将俄国塑造成国际叛徒的形象，他们宁愿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战斗，也不能和资本主义强盗国家密谋签订和约。
斯大林过去一直对欧洲其他国家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持有保留意见，这些地方反对政府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会失败，这对斯大林来说是意料之中的。斯大林在国内政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战略和战术妥协的倾向，现在同样体现在他对国家革命的立场上。如果轴心国在革命中没有被推翻，那么很可能要发生的是和他们签订和平条约，这实际上就是列宁的主张。列宁因持有妥协的观点而受到党内人士的指责，但这种指责远不及斯大林所遭受的，因为斯大林自始至终都在坚持采取灵活易变的方针政策。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少数其他中央委员会成员坚定地站在列宁的阵营中，但1918年1月11日召开的预备会上，大家通过投票的形式以压倒性优势反对列宁等人的妥协主张。托洛茨基胜了，他主张：“我们正在阻止战争，而没有单方缔结和约。我们正在让军人们复员回家。”托洛茨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难以忍受的媾和。[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