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没有使斯大林免于人身攻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委员会中也有部分代表，他们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批评。A·施赖德尔（A.Shreider）指责斯大林在民族权利问题上毫无原则，他用所谓的华丽的“联合体”辞藻来掩盖自己帝国主义的野心。人们还称布尔什维克的官方政策和尼古拉斯二世的政策毫无二致。施赖德尔说：
斯大林的构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阴谋，他其实就是一个富农，却不知羞耻地一再宣称自己不是富农。斯大林同志已经如此习惯这个角色，那就是把帝国主义枷锁当成自己的最爱，“如果他们向我们祈求，我们就满足他们，如果不向我们祈求，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给！”[16]
其实这完全是诽谤，因为就连没有要求自治的民族群体，斯大林也都给予他们自治权。接下来的几年里，施赖德尔的下场很容易想到，斯大林在有生之年从不健忘，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作为富农的主要迫害者，斯大林对曾将自己比作富农的人以及其他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报复，当然也包括其他瞧不起他的人。
1918年3月，斯大林再次暴露出他的报复心。当时，孟什维克领导人尤利·马尔托夫出版了一篇抨击布尔什维克罪行的文章。文章提到斯大林曾因组织银行抢劫，而被他所在的党组织驱逐。斯大林在莫斯科革命法庭上传讯马尔托夫，控告他犯有诽谤罪。[17]斯大林拥有格鲁吉亚人的个人荣誉感，但他的荣誉感的确被夸大了。马尔托夫玷污了他的名声，斯大林通过布尔什维克的法庭来给自己正名。（显而易见，斯大林并不否认自己曾参与过组织抢劫犯的活动，他不愿冒这个风险，因为马尔托夫有可能召集证人说出更多的事情。）莫斯科革命法庭虽然支持斯大林，但马尔托夫又抖出了更多让斯大林难堪的事情。他提到，在巴库监狱中的一些同志曾劝说斯大林参加抢劫案，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被传来作证。马尔托夫还指出，一直以来在斯大林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名同志成为被打击的对象。[18]
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过度反应的例子。如果斯大林没有小题大做，那么没人会注意马尔托夫到底写了些什么。随着案件审理结束，斯大林的憎恨之情并未消减。1922年，当列宁让他将医疗费转给在柏林奄奄一息的马尔托夫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什么？把钱浪费在一个革命敌人身上吗？你找其他秘书干这件事吧！”[19]
几个月来，这并不是反映斯大林内心世界的唯一事情。在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民族问题和治理结构问题，与会者争论不休。斯大林强力宣称：“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特定的疆域就不能称为民族，这个疆域应当居住着大多数该民族的居民。这是他一贯坚持的主张，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主张使得犹太人被排除在组建“自治共和国”的范围之外。[20]这是斯大林反犹太人的证据吗？在这一问题上他和列宁的观点截然不同，因为列宁连一次都没有想过要反对犹太人。而他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中已经设有犹太人部门，并且资助开办了犹太人的报纸，还有犹太俱乐部、犹太民歌合唱团等。在接下来的20年中，有很多犹太人跟随着斯大林。可以理解的是，他只不过是因为要坚持马克思的理论，而马克思本人就是犹太人。原因可能不止这些，我们无从考证而已。但也许斯大林在处理和犹太人关系问题时感到很不舒服，一方面，犹太人对于仅仅建立在疆域基础上的行政控制并不欢迎，另一方面，在党内与他竞争日益凸显的领导人，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都有着犹太血统。
不管怎样，会议记录一般很少会送给列宁阅读，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会围绕各自的利益进行争论。斯大林只代表他自己，正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M·A·赖斯纳提出了列宁的名字。赖斯纳的反对观点是：斯大林的方案反映了列宁近期发表的《国家和革命》一文，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是需要批判的。对此，斯大林嗤之以鼻，说道：“这里我们提到了列宁同志，我已决定允许我自己谈到我所了解的列宁——并且我十分了解他——曾说赖斯纳的那个计划是错误的！”[21]其他委员同意并接受了斯大林的计划，民族疆域管理部门也表示拥护。[22]作为斯大林的盟友，斯维尔德洛夫再次强调并支持了斯大林的设想。[23]十月革命后，斯维尔德洛夫曾经是构建国家机构和行政部门最具权威的一个人。这是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上升的又一标志，他在民族问题上的专业知识也为他的仕途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