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维埃的控制区域不断扩大，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获得了额外的重视。当斯大林不在时，他就授权坦尼斯瓦夫·伯特考斯基和伊凡·托夫斯图哈（IvanTovstukha）处理事务。为了处理这些特别的民族事务问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成立了许多相关部门。在斯大林的强力领导下，他们克服了各种棘手问题，使得各省份在1918年上半年开始看到一系列的成果。斯大林设立基金为少数民族和种族群体建立本民族语言的出版机构，这种行为早在临时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对此热情地予以肯定，并将此作为他们宣传的中心工作。有一份中央报纸，《民族生活报》的创办目的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力量薄弱的地方加强宣传攻势，广泛传播政策信息。斯大林计划对一些以某一民族为主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比如，希望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一个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他正是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推进民族政策，既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利益，又显示出所构建的新型国家的融合性。[8]
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按照所属民族的不同，代表着各自民族的利益。[9]然而这些成员的流动性太大，开会时争吵不断，会议的参加者经常是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新成员，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常常无从谈起。斯大林发现，一些公职人员可能利用人民委员的职务之便，为其所属民族谋取大量利益，而这些利益比中央委员会所设想的还要多。[10]
一个潜在的危险浮出水面，事态的发展有可能失控，好在斯大林很早就发现问题了。有一位叫苏丹·加列耶夫（Sultan-Galiev）的年轻鞑靼人，1917年11月入党，他能言善辩，才思敏捷，自然是人民委员会吸纳的对象。苏丹·加列耶夫热烈地拥护革命，并在穆斯林群众中宣传革命。然而不幸的是，事实证明他很难胜任这份工作。作为一名从事穆斯林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苏丹·加列耶夫供职于俄国中部，但很快因为他对本民族的积极倡议激怒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中的其他人员，随即，他对布尔什维克的忠诚度也遭到怀疑。[11]实际上，他在穆斯林中宣传革命思想的行为最终发生了变化，甚至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委员会控制的“泛土耳其”组织。（他于1923年被捕，并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枪决。）苏丹·加列耶夫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中麻烦制造者之一，这些人在民族和地区问题上的行为让中央委员难以忍受。实际上，列宁和斯大林坚持允许非俄罗斯民族人员加入布尔什维克具有很大的风险。1917年的四月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俄代表大会）中，列宁和斯大林在该政策问题上已经备受指责，1918—1919年间，继续推行这项政策显然变得十分困难了。
但斯大林并未退缩，1918年1月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盛赞政府的这一政策，提倡“每个民族都有脱离俄国的民族自决权”。他对比了人民委员会在民族问题上的宽容政策和临时政府的民族“高压手段”，认为十月革命以来，发生在不同阶级和阶层权力斗争中的冲突要远远多于因民族问题而产生的冲突。[12]然而，斯大林的观点遭到坚信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严厉责骂。斯大林仍未就此让步，他认为国家正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选择民族主义反革命，要么选择苏维埃政权”。[13]
斯大林在与其他党派领导人的交锋中始终处于上风，正像他当年做报社主编时的风格一样。他对民族问题研究地非常深入，这就让苏俄的选择很明确了（与斯维尔德洛夫观点一致），即要控制一个新的国家联合体，它可以被描述为俄国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或RSFSR）。十月革命之前，他们还没有思考任何关于共和国的细节问题，甚至连最基本的原则都不清楚，列宁和斯大林在宣称组建联邦时对其具体内容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在斯大林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中，由于听到一些狂热的支持者的主张，许多非俄罗斯族群体并不打算寻求自治，俄国并没有被民族主义冲突所困扰。他还承认，即使是他原本希望给予自治权的鞑靼人和巴基什尔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自治的意愿。因此如果这种情形延续下去的话，他希望不必在“国家联合体”的民族问题上进行详细解释。[14]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解释必须加进来，因为这些非俄罗斯族民众有可能提出要求。在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左派的对立中，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一直坚持这个观点。[15]在扩张权力及革命思想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更加务实，而摆在面前的民族问题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使民众转而支持社会主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