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策始终不明晰，这困扰着布尔什维克。虽然革命的目标是明确的，但具体措施尚未计划完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开始就他自己负责的民族问题分门别类地设计具体政策措施。这期间，他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列宁的信任。1917年年底，在列宁赴芬兰期间，政府和乌克兰当局（议会）的谈判陷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卡列金（Kaledin）将军正在俄国南部组织训练一支反革命力量，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千钧一发。爱沙尼亚的革命萌芽也需要引起重视，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能够较好地完成人民委员会赋予他们的职责，而也有一些人无法胜任工作。正是在不断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斯大林逐渐成长起来。
毫无疑问，列宁掌握着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权，连托洛茨基都居于次要地位。斯大林也认为列宁是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核心。12月27日，斯大林向列宁发出急电，希望他能迅速从芬兰结束旅行赶回彼得格勒，[7]但列宁坚持让斯大林独立处理所发生的事，而他仍和妻子纳杰日达、妹妹玛利亚在芬兰享受假期。斯大林继续按照十月革命前和列宁共同商讨确立的政策处理民族事务，为在前沙俄时期的所有民众落实民族自决权。需要确认的是，俄罗斯民族不会被赋予一定的特权。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去发展自己的文化，建立自己的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掌握本民族的出版发行权，宗教信仰和结社的自由也得到保障（当然，也有例外，如基督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将失去曾拥有的土地）。对于那些集中居住在特定区域的民族或种族群体，国家将设立自治机构，而俄罗斯民族几乎没有被提及。帝国时代终于宣告结束了。
非俄罗斯民族的民众有可能认为布尔什维克会歧视他们，而列宁和斯大林设计的这些特殊政策，有助于减轻甚至防止这一可能。为了重申在革命地区一定会给每个民族和种族群体平等的待遇，人民委员会赋予了其他民族一定的分离权。因此，结果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其他民族增强了对俄罗斯民族的信任，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在一种新的革命形式下呼之欲出。
这种模式并非没有例外，沿袭了临时政府的先例，列宁和斯大林接受了波兰人的独立要求。如果不这样做会显得很不合适，因为整个波兰地区都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统治之下，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承认了既定事实而已。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鉴于中央政权已经控制了波兰人，彼得格勒的革命政府应该去寻求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能够证明这种情况的是芬兰，芬兰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代就被俄国统治，俄国人和芬兰马克思主义者关系一直很亲密。他们为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避风港。在芬兰，一个普遍的民意是希望能摆脱俄国政府的控制，而布尔什维克党对此起到过推动作用，而那种彻底的独立要求并没有大范围出现。令人们震惊的是，列宁和斯大林鼓励芬兰人获得这种完全独立的地位，一个由芬兰各部部长组成的代表团应邀来到俄国首都，11月23日，他们与俄国政府签订了正式摆脱俄国统治的协议书（如果根据中央委员会在1918年年初采用的公历的话是12月6日）。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之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坚持对土地的所有权，不会让它脱离自己的控制，无论是否喜欢。
很显然，列宁和斯大林所想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他们都认为芬兰马克思主义者将有机会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如果这一设想实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芬兰的同志就会恢复曾经的密切合作，最终，芬兰将重新纳入彼得格勒的控制下。中央委员会的这些政策有着更深层次的寓意，他们的谋划是这样的，一个个国家纷纷从前俄罗斯帝国独立出去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很好的宣传，这就有利于人们支持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东欧和中东欧。
列宁和斯大林也在加紧调整政策，以便增强布尔什维克党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人民的吸引力。他们打算放弃党内守旧的争论，转向支持建立联邦的模式，然而，他们并没有公开解释这种想法。他们的反对者认为新政策违反了布尔什维克一贯强调的中央集权，但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受到指责。他们得出结论：如果布尔什维克想要将他们的权力扩张至前俄罗斯帝国的邻国，就必须采用联邦制。斯大林在哥里的老朋友达维利什维是一位社会联邦主义者，他一直希望将俄罗斯帝国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事实上，列宁和斯大林并不愿意接受联邦制度，他们不希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其他国家在联盟中获得和俄国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希望通过宣传产生重大影响，改变这些国家的固有观念，对这些邻国进行集中控制。从根本上说，列宁和斯大林希望吸引这些国家，将他们重新拉回至俄国制订的规则下。他们悄然换了标语和口号，但基本观点和目标仍然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