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没有对列宁较早时期的文章进行简单地机械模仿。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它涉及格鲁吉亚。在这里，我们引用其中的一整段：
就拿格鲁吉亚人来说吧。改革时期以前的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上，操着统一语言，可是严格说来，他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彼此破坏，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来自相残杀。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9]
这个观点不过是说，格鲁吉亚是一个原始的民族，在并入俄国之前就已经充分发展。
对此，斯大林进行了如下分析：
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格鲁吉亚才成为民族，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格鲁吉亚各个区域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连成一个整体。[10]
这虽然是肤浅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在斯大林为考察民族性而建立的分析框架内，它很有说服力。为了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具有相同的心理背景和领土，还要有共同的经济生活。
这不是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中本来的观点，佐尔丹尼亚就总强调说，强烈的反差将小小的格鲁吉亚分割开来。[11]但是，佐尔丹尼亚和斯大林的着眼点毕竟不同。佐尔丹尼亚希望大多数在格鲁吉亚生活的居民都能被同化，拥有格鲁吉亚的民族性格。斯大林仍然承认，这种格鲁吉亚化还远远没有实现。佐尔丹尼亚和斯大林都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但当斯大林强调孟什维克党不由自主地坚持的民族主义要素的前景时，他并无失当之处。对生活在西格鲁吉亚的明格里利亚人和阿扎尔人是否应该看作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尤其表示怀疑。[12]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斯大林对自己的祖国格鲁吉亚及其周边地区有一个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加明智的分析。（倒不是说我们应当为此而感到抱歉，因为后来他转变成了一个最残忍的统治者。斯大林的这种残忍，是高加索人自帖木儿以来闻所未闻的。当然，这也是他早期的教养被人们所忽视的原因。）不管怎样，斯大林拒绝了孟什维克的方针，因为他们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建立在不精确的统计数据之上，过于简单。
斯大林强调，民族性格是一个偶然现象，伴随资本主义而出现。但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它也会消退。一些民族团体被其他更强势的民族同化，其他团体也可能不会发生这种变化。在这点上，斯大林很坚定地说：
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他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13]
因此，任何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还认为自己永远属于那个特殊的民族，那就毫无意义了。历史不断发展，未来取决于社会主义，取决于多民族国家，最终取决于整个人类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斯大林写马克思主义者这部分内容时，也说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某些问题及新观点。那个号召格鲁吉亚同胞“勤学成才，为我们的祖国增光添彩”的青年诗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为所有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没有把俄罗斯族当作一个问题。在描述当时的格鲁吉亚时，斯大林写道：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像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