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问题之外，斯大林对列宁哲学思想中认识优先的观点也有保留意见。1908年，列宁出版了其有关认识论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andEmpiriocriticism）。在书中，列宁反对波格丹诺夫明显的哲学相对论，因此，这本书的核心是猛烈抨击其亲密合作伙伴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在列宁看来，外部世界独立存在，并为人类的思维所认识这点不证自明，“实在”是客观的、可认识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由大量有关社会的颠扑不破的知识组成，客观实在与思维的关系就是这些知识中尤为重要的一方面。列宁坚持认为，意识就像一个摄影器材，精确地记录和传递有关客观事实的数据。无视这些前提，就意味着背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打开了通往唯心主义甚至是宗教的大门。波格丹诺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因为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个主张的信奉，算不上绝对。
斯大林认为，这些话题对革命而言无足轻重，因此，讨论这些问题无异于浪费时间。1911年1月，斯大林在索利维切戈茨克镇给弗拉基米尔·博波罗夫斯基（VladimirBobrovshi）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嘲笑那些流放者，宣称对认识论的争论就是“杯水风浪”。[5]斯大林认为，波格丹诺夫做了一件有说服力的哲学工作，“对伊里奇的某些特殊错误要有正确的理解”[6]。他希望所有的布尔什维主义者都把精力集中在宏观实际问题上，在合适的政策形成之前，还需要对这些进行充分地讨论。斯大林还希望对《无产者报》（Proletariat）“编辑部的组织策略”提出批评[7]，因为该编辑部在列宁的要求下将波格丹诺夫开除。通过这个问题，斯大林是要表明，他不仅对列宁的认识论持有异议，而且对他将布尔什维克党分成更小单位的做法也有保留意见。因此，斯大林建议有理有节有度地对此问题进行辩论。同时，他也劝告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在联合工作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都能认识到“联合工作是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8]。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种观点激发着斯大林，就连1917年，他都一直秉持着这个观点。当列宁要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施以严厉惩罚时，正是斯大林带头反对他。
在那些年里，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扮演“和事老”的角色而闻名。他对列宁的许多把戏不屑一顾，希望布尔什维克党无论在哪里都要保持团结。这里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哲学不如革命的成功更重要。为了革命的成功，将布尔什维克党牢牢团结在一起至关重要。因此，斯大林不允许列宁拿这个目的做赌注。
虽然斯大林一再对列宁的某些思想和做法提出反对意见，但列宁还是宽恕了他。列宁在民族问题上持积极态度，要归功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arxismandtheNationalQuestion）这本书。然而，斯大林后来的对手们根本就不把这本书放在眼里，随随便便将其忽视。据说，斯大林可能没有真正地来写这本书，即便是写了，也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的，他自己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据推测，这个代笔作者是列宁。目前，人们对此问题仍是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的是，列宁和其他人都对该书的草稿提出了意见。其实，这也没什么。对一个明智的作者而言，听从别人的意见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程序。在著作出版前后，最好是有一些必要的批评意见。还有人认为，斯大林除了借助于德—俄词典认识一些短语外，不能用外语读书，这就意味着他阅读不了出现在其著作脚注中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读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人都将明白，斯大林参考的奥托·鲍尔（OttoBauer）、卡尔·伦纳（KarlRenner）及其他人的著作，大部分都有俄文译本。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第一种猜想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列宁是一个高傲的作家，如果真的是他写了这本书的话，那么他将会用自己的笔名出版，而不会用斯大林的名字。
因为列宁认同斯大林在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所以列宁很喜欢《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书。斯大林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格鲁吉亚人。20世纪初，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尤其是鲍尔和伦纳，宣称俄国是由各民族拼凑而成的国家，因此，单一民族国家不能从俄国巧妙地脱离出来。他们的说法为每个民族提供了一个在俄国的中心建立各自代表机构的借口，以捍卫和提高本民族的利益。孟什维克在崩得和诺埃·佐尔丹尼亚的支持下采纳鲍尔的计划，将其作为未来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后俄国国家结构的基础。但是，斯大林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认为应将管理自主权授予那些非俄罗斯人集中居住的地区，比如芬兰的芬兰人和乌克兰的乌克兰人。布尔什维克党希望在满足民族和种族愿望的条件下，保持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