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家们以为，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起即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他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并非有无限的权力。他不得不费力维持他所继承的这一权力体系。当然，他可以做改变，但改变势必将动摇苏维埃的权力基础。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曾努力消除那些会限制中央命令实施的因素，如保护主义、地方主义和行政过程中的消极抵抗。当时，不光行政人员，就连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劳动者，都想方设法反抗莫斯科。因此，斯大林曾试图清除弥漫于苏联社会中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倾向。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斯大林实施了新的政策，同时调整共产党内的秩序。但是这些调整措施引发了一系列利益问题，从而阻碍了进一步变革。人们习惯于将斯大林视为无坚不摧的专制领袖，毫无疑问，他可以在不引起政治局内部矛盾的情况下，采用新的内外政策。但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的个人统治是建立在他维持其所继承的行政体系不变的这一愿望之上，如果他想在不激起反抗的情况下继续统治苏联人民，还必须设法使自己尽可能与民众保持一致。
斯大林是苏维埃秩序的维护者，但他又受到这种秩序的制约。为了通过共产党专政实现他的专制统治，斯大林必须抑制他的冲动，即除去限制其专制统治的一切阻碍因素。虽然他权力十足，但并非毫无限制。这种观点并非一个好的学术观点，但有助于理解斯大林职业生涯的变迁。到了生命的末期，斯大林曾试图将苏联秩序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为了保存其个人和党的专制统治，他努力破坏安定的局势，因为这种安定与其更大的目标相冲突。但当时斯大林的权力依然受限，因此，他无能为力。
无论如何，斯大林的目标不仅源于他内心的驱动和实际的考量，也源于他的世界观。在成年后的整个生活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斯大林的指导思想，但并非思想中唯一的组成部分。其格鲁吉亚血统、文化修养和教会的培训都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尤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俄罗斯民族传统在他的头脑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斯大林并不是一个学者，因此，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很多创新都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粗糙地、半信半疑的发展。有时候，这些创新与其说是出于理智和真诚，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自利。但是，我们丝毫不能怀疑斯大林沉迷于信念时的真诚。我们应该看到，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将民族主义的情绪渗透到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斯大林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展了民族主义，这不是教会、农民和农村的民族主义，亦不是沙皇的民族主义。虽然他对伊凡雷帝（IvantheTerrible）和彼得大帝（PetertheGreat）极尽赞美，但对大多数以前的统治者都持批判态度。斯大林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与国家、技术、无神论、城市和军事力量相关的褊狭的民族主义。这个集合体是如此与众不同，几乎是斯大林的个人独创。实际上，它与列宁逝世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斯大林继续奉行实用主义的路线。他和世界大国的领袖们一起决断重大国际问题的能力使一些历史学家认定，斯大林是一个遵循沙皇传统的政治家。这种论点有一定道理。在国际事务会议上，斯大林非常渴望得到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重视，并获得他们对苏联利益的让步。在国内问题上，他也不遗余力地了解苏联本身的行政、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插手政策的制定，甚至细节问题的执行。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一位兢兢业业的统治者。
但是，他的心智是否健全、神智是否正常，仍是一个待解的谜题。斯大林如此极端和残忍地迷恋个人控制，使很多人都在思考他是否患有精神病。苏联历史学家、持不同政见者罗伊·梅德韦杰夫否认斯大林精神失常。[18]罗伯特·塔克亦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认为斯大林的性格仅仅是受孩童时代经历的影响所致，并非临床意义上所谓的“疯子”。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Conquest）同意上述说法，但他强调斯大林有着复仇和暗杀的不良嗜好。基于这些理论，一个新问题产生了，那就是斯大林试图消除的那些“敌人”的性质问题：他们难道是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假想敌？梅德韦杰夫、塔克和康奎斯特一致认为，斯大林的性格是完全失调的。随着档案的解密，斯大林在朋友圈子里表现得有多古怪，亦越来越清晰。20世纪20年代时，家庭氛围是造成其性格的主要因素，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Nadezhda）精神状态不稳定，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糟糕。因此，他在政治上疑神疑鬼，锱铢必较，残酷成性。总的来说，斯大林的性格是失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