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1946年以来，他只发表了三次公开演讲，其中的两次只持续了几分钟。[7]“二战”结束后，他也没写过几篇文章，更没发表过专著，1950年才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的问题》一书。[8]内战结束后，他也很少写东西。这样一来，他的零星讲话就成了指导纲领，苏联和国外的共产党人只能印刷或广播斯大林的这些讲话以作为指导思想。
尽管如此，他公开坦言，对崇尚国外文化和科学的行为很反感。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他几瓶可口可乐，他很生气。于是斯大林命令苏联食品科学家米特罗凡·拉吉泽（MitrofanLagidze）研制一种由梨制成的高级汽水，并回赠给杜鲁门。（这一次斯大林的行为得到了某些人的支持）[9]由于只赞扬苏联的成绩，所以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在思想上把苏联与外界隔离开来。唯一的例外是，他主要靠窃取国外发明的科技间谍活动来发展苏联的军事和工业产业。除此以外，斯大林的主导原则是，国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劣质的、有破坏性的。正是出于这一理念，1947年5月13日，斯大林命令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和两位文学家康士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Simonov）、鲍里斯·格尔巴托夫（BorisGorbatov），随同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法捷耶夫是苏联作家联合会主席，他想讨论版税政策。但斯大林的动机很隐秘。版税政策制定后，斯大林交给法捷耶夫一封信，让他在公众面前阅读。信的内容与两位研发出有可能抗癌的药物的苏联科学家有关，这两位专家将与药物有关的信息透露给了美国出版商。[10]法捷耶夫读这封信的时候，斯大林在人群后面来回踱步，法捷耶夫很害怕。当法捷耶夫看到斯大林那严肃的表情时，他害怕极了。斯大林说：“我们在作践自己。”
当法捷耶夫听到自己没事，但还要同国外各种思想潮流作斗争时，他如释重负。由于同西方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内务部做不了这些事情。[11]（见证人记录了斯大林具体的打算）斯大林正打算将苏联人的思想彻底封闭起来。他自己的思想已彻底拒绝了来自西方的各种影响。现在他正计划将自己的这种心理复制到每个苏联人身上。
西蒙诺夫记下了斯大林的话：[12]
但这里有一类非常重要而且作家们应该感兴趣的主题。这就是我们苏联的爱国主义。如果你们看看苏联的知识分子阶层、教授学者和医生，就会发现，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并不浓。他们在外国文化面前抬不起头。他们还觉得自己不成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们已经习惯了做学生。
斯大林继续讲道：
这种落后的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彼得有一些好的想法，但德国人势力太大，不久德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东西；这个时期俄国在德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看看，对罗蒙洛索夫（18世纪俄国有知识的人）来说，他活得有多么委屈，他工作有多难做。起初是德国人压着我们，后来是法国人压着我们。我们有太多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例子。[13]
虽说斯大林很崇拜彼得大帝，但他认为自己能将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思想中形成的这种劣根性去除掉。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已经不再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能够强化对苏联的控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是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14]他也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描绘的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社会肯定要发生巨变。但他有自己独特的思想。20世纪20年代，他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圈中，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设成功，这一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两个以上的国家取得胜利才能发展壮大，斯大林的观点显然与这些革命家的观点相矛盾。“二战”前，斯大林进一步提出，共产主义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一直追求的无政府社会——将在苏联率先建成。[15]
1939年3月，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会上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到共产主义阶段，我们的政府还将保留吗？是的，只要我们不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的包围圈，只要国外军事侵略还在，我们的政府还将继续保留。”[16]同列宁1917—1918年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解释不同的是，斯大林没有明确说明政权将怎样“消失”。莫洛托夫指出了斯大林主义这一理论的不足。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根据宪法的规定，苏联政府将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工作程序发挥作用。正如莫洛托夫指出的，苏联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而把集体农庄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有严重错误的。苏联社会管理中有着极其严重的不公正。莫洛托夫还推翻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论点。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开始，但它还在建设中。社会主义并没有彻底实现。[17]斯大林明白莫洛托夫的意思，但一直在敷衍他，斯大林讲道：“我认可你的理论，但我更明白：这是生活，不是理论。”[18]正如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做的那样，生活就需要大力宣传我们现实社会的美好，即使这有损列宁主义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