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苏联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有一次他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主席阿卡基·姆特拉泽（AkakiMgeladze）一起看地图，他说道：
看看我们所处的位置。北方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芬兰不敢对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边境已经从列宁格勒开始延伸。波罗的海地区——由真正的俄罗斯的国土组成的！——又是我们的啦；白俄罗斯现在也成了我们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也一样是我们的。西部同样在我们的掌控之中。[19]
他对苏联东面的情况也很满意：“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什么呢？……千岛群岛现在是我们的，萨哈林群岛全部都是我们的，多壮观啊！亚瑟港和大连湾都是我们的。中国铁路是我们的。至于中国和蒙古，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唯一令他不满的是南部边境。他本来想得到达达尼尔海峡，也许还想控制伊朗北部。他一直想恢复俄罗斯帝国的疆界，把罗曼诺夫王朝的外交目标看成是自己的追求。斯大林对有关莫斯科和俄罗斯帝国的历史著作特别感兴趣，包括19世纪尼古拉·卡拉姆辛的著作。
斯大林为俄国人已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当他读到V.V.别特洛夫斯基（V.V.Piotrovski）《古代文化的发展阶段》一书时，他在亚述人这一章中看到了“Rusa””这个单词。他在这个地方作了注解。[20]显然斯大林认为，这个单词提供了有关俄罗斯国家起源的线索。就像一位年长的火车监督员直到看到最后一个蒸汽机车正常开行才可以安心一样，斯大林对俄国已经变得有点狂热。
苏联没被斯大林批评过的作家几乎没有。斯大林也批评了别特洛夫斯基。作者在书中有一页称自己有资格成为文化历史学的先行者，但斯大林在这一页的边上批上“哈哈！”两个字。[21]斯大林有意要彻查别特洛夫斯基的著作。斯大林对中东古代语言所做的笔记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想写一篇关于语言学方面的长篇论文。如果说斯大林的这种做法令苏联知识分子很惊讶，那就低估斯大林了。其实只要他拿起笔，斯大林就会发表自己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他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在阅读时，他看到了尼古拉·马尔（NikolaiMarr）的著作。马尔是1917年前俄国科学院的一名成员。十月革命后他与苏联政府和平相处，并把自己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重新武装，后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尔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语言学中运用政治学中所运用的“阶级原则”。语言是有阶级表征的，是统治阶级的创造。这正是斯大林决定要推翻的官方东正教学说。
1950年夏天，这些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最后整理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的问题》一书。苏联的大学老师都停下手头的工作开始研究斯大林的思想。[22]斯大林所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为了解决苏联当时语言学家思想中存在的问题的。马尔提出，当前俄国的语言学有一种资本主义下的资产阶级特征，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语言学。斯大林认为这是一派胡言。他认为，语言有其历史发展的根源；实际上，在大多数社会，语言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俄国近来发生的变革主要是引入了一些新词，并根据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形势摒弃了原来的一些词。语法大大简化了。但19世纪早期亚历山大·普希金当年所使用的语言和我们20世纪中期所使用的差不多。[23]虽说有些社会阶层有自己的行话，有些地区有自己的方言，但基本的语言是全国通用的。[24]
斯大林要干什么，这让那些已经习惯了他的世界政治、政治集权和经济转型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很困惑。他惯有的富有战斗性的话语不见了。只有一次斯大林发怒时才表现出他以往的风格。有一次，他说道，如果他不清楚某位作家是否忠诚，那他可能会怀疑他有蓄意破坏的倾向。[25]在其他情况下，斯大林就像一位有耐心的、谦恭的老师。
人们已经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一书了。虽然斯大林向著名的语言学家阿诺德·契科巴瓦（ArnoldChikobava）请教过，但这本书主要是斯大林自己写成的，他写这本书不会是没有目的的。[26]这本书也绝不仅仅是探讨语言学的问题。其内容显示出他对俄罗斯国家起源问题感兴趣。在书中，他严肃地提出，“俄罗斯民族语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库尔斯克和奥廖尔省。[27]现在没有哪个语言学家会认可这一观点。但这一观点在苏联历史上很重要，因为这表明，斯大林想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土地上寻找俄国人的根。这对斯大林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许多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把乌克兰的基辅看成是俄国人的发源地。进一步讲，他用俄语来说明这种民族语言悠久的历史。俄国虽经历了外敌入侵和各种文化的渗透，但俄语历经磨难仍坚忍不拔，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28]由于经常夸赞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所以斯大林内心并不怀疑俄罗斯和俄国人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