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A.Mikoyan,Takbylo,p.466.
[9] A.Mikoyan,Takbylo,pp.496-498.
[10] A.Mikoyan,Takbylo,p.535.
[11] Y.Gorlizki,'PartyRevivalismandtheDeathofStalin'.
[12] A·M·瓦西列夫斯基提供的证据：G.A.Kumanev(ed.),RyadomsoStalinym,pp.237-240。
[13] A.Mikoyan,Takbylo,p.559.
[14] 在近期发表的Y·格尔利斯基和O·赫列夫留克的著作中，列宁格勒事件中“俄罗斯人”的因素被大大低估了,ColdPeace,pp.79-95．但我还是对强调这一因素重要性的文件和回忆录有深刻印象。
[15] PolitbyuroTsKVKP(b)iSovetMinistrovSSSR,1945-1953,pp.66-67and246.
[16] A.Mikoyan,Takbylo,p.559.
[17] A.Mikoyan,Takbylo,p.565.
[18] 我非常感谢G·霍斯金在这一问题讨论中给我提供的帮助。
50．自下而上的领袖崇拜
对于人们对他宗教般的狂热崇拜，斯大林有时也会表达出异议。他要求慎用赞美之词，并且抱怨他的宣传者们做得太过火。1945年，在讨论《斯大林文集》第一卷的出版方案时，由于当时纸张短缺，斯大林提议将印刷数量限制在3万册。与会的其他人员试图劝说斯大林同意印制30万册，他们讨好地指出公众对《斯大林文集》有巨大的需求。[1]一年后，在一个类似的讨论《斯大林传》（第二版）（草稿）的会议上，斯大林同样显得非常谨慎，甚至于为那些奉承的话所激怒：
读者们在读完我的传记后应该干什么？难道要跪下来向我祷告？……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不需要另外的教导！……虽然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明确表示过我是列宁的学生……但事实上，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我是列宁的学生[2]。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革命、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未来。斯大林怒斥道：“倘若我死了，会发生些什么？……你们不能总是（通过我的这本传记）反复灌输对党的忠诚与爱戴……如果我死了，会发生什么？”[3]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认真阻止那些吹捧之声。这要么是由于他正在玩心理游戏，要么就是因为他已经厌倦了对宣传领域的严格控制。1946年，他的文集首版就印制了50万册。修订后的传记于1947年年底单独发行了100万册，1000万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同时出版。[4]“斯大林崇拜”俨然变为一个国家产业（斯大林业已放弃了此前对印刷数量三心二意的限制的尝试）。
对于肖像的控制更为严格。1946年发生的事件表明如果触犯了领袖的肖像，将面临何等苛刻的惩戒。艺术家V·利万诺娃（V.Livanova）为莫斯科艺术出版社绘制了一幅“五月九日——一个世界性的胜利日”的海报。按照正常流程，首先是对海报的视觉美感和政治可靠性进行审查，然后交由中央文化审查机构（Glavlit）的审查员I.N.克莱纳（I.N.Kleiner）复审。但程序出现了纰漏，编辑在没有得到文化机构最终决议之前就把海报送交德国苏占区印制，当大量海报船运至苏联等待分发时，有人发现了两处错误。第一处是代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十六面旗帜，此时却只有十五面。另一处直接与斯大林有关：他的五角元帅之星却变成了六角。调查证明这样的错误是利万诺娃自己造成的，而非德国恶徒所为（当时人们将德国人列为主要怀疑对象）。中央文化审查机构由于对该事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谨慎，因而陷入麻烦之中。克莱纳遭到解雇，惊恐万分的中央文化审查机构领导层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请求将该机构纳入内务部管辖之下。[5]
这些微小的错误被附加上众多恶劣的意义。如敌视苏联秩序者通过减少官方旗帜的数量，作为号召肢解苏联的武器。也许这就是乌克兰试图摆脱苏联，寻求独立的一个暗示。至于将斯大林的元帅之星描绘为六角，这可能暗含着一个阴谋，那就是将斯大林描绘成犹太人的国际朋友，因为大卫之星也是六角。[6]
这种个人崇拜是斯大林主义信仰体系的核心。尽管它并没有教义，它的信徒们却不得不严格地坚持程式化的术语与刻板的形象。诸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之类的著作实际上行使着《福音书》般的职能，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的官方传记就等同于《使徒行传》。话语与图像的完全吻合让人回想起先前沙皇俄国东正教的教会传统——并且斯大林，那个21岁之前一直都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学习的人，可能有意无意地受到了东正教顽固坚持的固定仪式、礼拜和圣像之类记忆的影响。[7]圣像的绘制者们依据严格的规则绘制圣者。也许这正是斯大林对有关自身的公开材料进行异乎寻常的控制的原因。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他就必须通过强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确保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原著，以此根除任何非正统的痕迹。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庸俗马克思主义在此完成了强有力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