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大林形象非人性化的精心构建，被推上了一个狭窄轨道。任何政治局的成员都不允许拥有公众肖像，因为这很可能导致群众偏离对领袖的崇拜。那些诸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米高扬之类的老战友只在负有特殊责任时才被注意到。在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苏联战时经济》中，甚至未曾提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此外，在战后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增章节和斯大林的官方传记中也都没有涉及他们。[8]
领袖对苏联的宣传品保持着一种敏锐的关注。即便是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奖小说也不例外。亚历山德罗·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招致了他的不满，这是一本描述战争中德国占领区青少年敌后游击队活动的畅销书。他们的勇敢、果断以及爱国主义都激起了读者的深刻共鸣，这本书在苏联青少年中尤其受欢迎。但是斯大林却另有所思。与惯例不同，斯大林在这本书获奖之前并没有读过它。伊利亚·爱伦堡（IlyaEhrenburg）回忆当斯大林看到由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时，他暴怒道：“在这里年轻人竟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了一个被纳粹包围的村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哪里？党的领导又在哪里？！”[9]斯大林认为每个人都该明白，正是国家等级制度提供的制度框架和指示确保了战争的胜利，不允许将任何个人或者社会组织描述为能够自主行动的单位。历史真相在这里被阉割。任何一个展示了苏联公民正在同纳粹国防军奋力抗争，但却没有展示克林姆林宫自上而下进行直接行政领导的作品，都会遭到诅咒。
战争本身成了一件令斯大林烦恼的事情。胜利日的周年庆典在1946年后宣告中止，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才得以恢复。任何将军、士兵和公民回忆录都被禁止发行，斯大林想要控制、操纵和疏导大众记忆。战时的真相可能会动摇战后政体的重建。没有斯大林权威的情况下，苏联公民居然可以应对战争，这种想法极具危险性。
1947年，斯大林官方传记的第二版在媒体震耳欲聋的赞颂声中发行。其中增加了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的相关材料，同时也对原有章节进行了修订。尽管作者们总体上夸大了对他的描述，但有一处例外。第一版宣称他在1914年之前被捕8次并被流放了7次，第二版却把数量分别减少至7次和6次。除此之外，与旧版相比，新版是一曲更为奢华的颂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部分的记述，除了斯大林外，其他人鲜有提及，而他对前线的一次简单视察却被视为红军取胜的关键。书中罗列了一堆战役，政府和军队虽然有所提及，但更多的情节则是聚焦于斯大林做决定和提意见的环节。这本书整体上缺乏对红军最高统帅部商讨与抉择的艰难过程的描述，也缺乏对其他领导人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对战争胜利贡献的叙述。它忽略了对斯大林战时工作细节的记载。斯大林成为取得胜利的国家和社会的象征。与战前相比，他变得更像一个缺乏人性的圣像了。斯大林、党、红军、苏联被描述为难以分割的整体。[10]
斯大林加紧将列宁从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位置上强行拉下来。《斯大林文集》第一卷的序言中就存在着这种暗示。他对列宁从1905年起就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但直到1917年才彻底揭示出事实，费时如此之多表示惊讶。[11]以前，官方宣传者都义不容辞地坚称列宁主义经历了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斯大林却在1946年声称列宁错过了其中的一两个环节。
斯大林还以别的方式贬低列宁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官方绘制的画像在视觉上制造出这种暗示：两个共产主义领袖中，斯大林似乎更伟大。这种处理方式相当微妙。很典型的是斯大林自信地站着，手里拿着烟斗，似乎正将政治战略的要点解释给渴望倾听的列宁——师生的角色仿佛被调换了一般。且不说列宁不可能处于从属地位，而且众所周知他厌恶任何人在他面前抽烟。另一个不切实际之处是，艺术家们将斯大林的身高描绘得比列宁更为伟岸，事实上他们大体一般高。斯大林的身体的缺陷也被有意掩盖。随着“二战”结束后的岁月流转，历史中展现出来的斯大林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硬朗、成熟的运动员。电影中也贯串着同样的基调。在米哈伊尔·恰乌列利（MikhailChiaureli）的《难忘的1919年》中，人们看见斯大林正在冷静地发号施令。电影展示了他在拒绝恐慌中的杰出表现，他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获得普遍的欢呼。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幸存，似乎主要应归功于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