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其实对斯大林构不成真正的威胁。列宁格勒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想急于推动俄罗斯民族主义事业的发展。唯一可担心的是，他们想在苏联内部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自主发展奠定基础。虽说他们很谨慎，但斯大林还是没给他们机会。列宁格勒的领导人被逮捕、审问，甚至被处决。他们也不是有共同发展计划的群体，他们中有些人——最有名的是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的利益同日丹诺夫强调党的利益有很大的冲突。但“二战”结束后，他们许多人在政治讨论中意见一致，这很容易让高层领导认为他们就是潜在的政治团体。[18]
列宁格勒事件并没有终止对苏联领导人对政策的争论。当然部长会议这一机构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党的权力却受到影响，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党和警察部门不再干预专家，实际上政治生活中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大林长期以来对改善人民的生活不以为然，故在国家的政策上他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对于受到严重破坏的苏联经济来说，冷战更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斯大林的部署是扩大重工业的生产，国家的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军事和军工产业，还要研发核武器。关于世界事务，斯大林对外国人很恐惧，反法西斯同盟间的各种制约已荡然无存。他接着推翻了“二战”期间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又开始迫害那些有创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人们在赞许俄国人喜欢的铺张浪费。报纸、广播和学校都在大肆宣传斯大林主义中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惩罚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在古拉格集中营服刑快要期满的囚犯又被逮捕了，这些人要么是送到劳动营，要么是被转移到特殊的地方了。
斯大林想让整个世界知道，已经没有必要争论苏联发展政策的基本内容了，苏联已经就发展政策达成了普遍共识。因此任何关于“当前路线”问题的讨论都是浪费时间，对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好处。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大林的思想是党内部分人和工人阶级的想法。但苏共党内的有些人认为公共生活的某些方面还是需要进行改革。马林科夫认为，虽说美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苏联的轻工业应该加强。贝利亚（斯大林死后，他和马林科夫共同致力于寻求以前军事同盟之间的和解）赞同马林科夫的这一主张。可能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都认为，同南斯拉夫闹僵对苏联没多大好处。但同赫鲁晓夫相比，马林科夫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苏联农业发展的危机。他和贝利亚都认识到了非俄罗斯族人民民族情感恶化所带来的危险。苏联政府不允许讨论当前政策的做法对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很不利。
对斯大林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苏联培育出一种特别的政治秩序，并让这种秩序能永恒发展。由于斯大林经常随意决定他下属的命运，所以他也冒着颠覆国家秩序的风险，正如1937—1938年发生的那样。掌管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部门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力。社会虽然处在被压制的状态中，但也有可能发生叛乱：俄罗斯帝国人民起义的历史就是对斯大林自大行为的一种警示。这并不是斯大林唯一所担心的事情。他深知，如果在一次大清洗中将自己的下属都清除掉，那自己也就无法生存了。这些人都是他提拔的，如果都清洗掉，那就说明他的眼光有问题。再者说，斯大林也要警惕那些他打算要清洗的人的反应。如果自己让这些人都对他的意图感到恐惧，他们就很有可能建立一个组织。因此，为避免集体反叛，他往往是清洗某些人，而不是将一批人同时处理掉。斯大林不是全能的。他需要谨慎处事，将他的下属一批一批地处理掉。
此时的斯大林就像是历史上一位史无前例的专制君主。比路易十四更胜一筹的是，斯大林真正可以说“朕即国家”。他在大清洗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最高权力机构——苏共——被他的血腥政策征服了，从此以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斯大林之下，各个部门之间都是彼此竞争，互有牵制，但他们都听命于高层，而并不需要对高层的命令做任何修改。这些机构都是斯大林行政管理链条上的传送带，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自己每天接到的命令。各部门的负责人听凭斯大林的指挥，他们的职责就是理解斯大林的意图。这样看来，各机构和各机构的负责人仅仅是执行斯大林的政策。这里没有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学，只有行政部门这个庞然大物在起作用，这个庞然大物的主人是一个麻脸的精神病患者。这样看来，斯大林所施行的就是一种集权主义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