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很快就后悔同意批准阿利卢耶夫一家所写的书了。安娜因“诽谤”他，于1948年被捕并被判入劳动营服刑十年。斯大林无视安娜写给他的信。安娜在信中说她在出版之前就已经排除了这种诽谤的可能性，而自己没有做错什么。[22]她几乎无法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保护她的家庭和著作，她写信给斯大林。暗中谴责“亲爱的约瑟夫”的忘恩负义：“但是确实有那么一个因为我们家的帮助才逃脱死亡的人，这并非是过度的夸耀，相反却是很容易得到证明的事实。”[23]她居然这样和领袖讲话，要么是她的勇气可嘉，要么就是她太愚钝。斯大林相当多的姻亲在“二战”前就已经丧命，这足以让她明白她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人。
尽管那个斯大林在1915年对她表达了喜爱与感激之情的寡妇奥莉加·阿利卢耶娃没有遭到迫害，但是她变得异常沮丧。娜佳于1932年自杀，帕维尔在1938年死去，费奥多尔从未从内战结束时卡莫（kamo）对他的欺诈造成的精神创伤中得以恢复。在战后的岁月里，奥莉加的孩子或者她姻亲的孩子没有一个可以一直保有自由。帕维尔的遗孀叶夫根妮亚也没能通过再婚以远离斯大林周围来解救自己：她先于安娜一年被捕且受到了同样的处罚。奥莉加伤心欲绝，这位心碎的老妪在1951年去世。这就是斯大林回报阿利卢耶夫一家十月革命前给予他支持的方式。与他有姻亲关系的斯瓦尼泽在此之前已经得到了类似的答谢。斯大林在大清洗时期拘捕了亚历山德拉·斯瓦尼泽，并于1942年将他枪杀；他的妻子玛利亚闻此噩耗突发心脏病。不仅仅是他们，就连斯大林第一任妻子克捷万的两个姐妹——玛利亚和亚历山德拉在“二战”结束前也已经丧生。唯一与斯大林有亲近关系，且处同一屋檐下却无被捕之虞的，是他的两个孩子斯维特兰娜和瓦西里。所有与斯大林有家庭联系的人都会遭到镇压似乎成了一种模式。
阿利卢耶夫一家的问题在于他们太了解斯大林。而斯大林却想要摆脱他个人的历史。他逐渐地倾向于以牺牲自身的真实形象为代价来换取一种国家圣像的地位。他变得比以往更加超然与神秘了。有时他也的确会在列宁墓现身来回忆十月革命或参加五一游行，但很多人对他只能一瞥而已。警察和游行纠察通常都会催促每一个人尽快从红场走过。[24]
既然人们缺乏对斯大林的直接感受，他们通常就会以表达对他的忠诚热爱作为补偿。学校、公司和机关的每一个庄严的时刻都必须承认作为苏联各族人民之父的斯大林是天才般的人物。与此同时，人们必须表达对斯大林人生和事业的高度感激之情。《真理报》每日都引用他的著作。他的那些旧照片，在现今重新润色后定期发行——甚至有时从商店中取出的图像，直接变成了与照片近似的绘像。然而这些都没有损害他的地位，因为只有非常少的人才能真正看到他：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神。会议总是在对领袖的赞歌中开始。他成为统治者之前的相关历史记忆，只有苏联社会的一小部分人有权知晓。在苏联或者其他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受到了他天才般的才能的影响。不论是在办公室的墙上，还是在家里都挂着他的肖像。人们在重要的时刻会依照惯例将他的传记授予青少年。除了尚未被称呼为人间之神外，斯大林已经神化了自己。
1949年当斯大林庆祝他的第70个生日时（并不准确），他制造了一场巨大的慌乱。他无力地试图阻止事态的失控并告诉马林科夫：“永远不要再授予我另一颗星了！”斯大林这样说的含义是：他已获得足够多的奖章了（并且他仍旧对同意称自己为大元帅而后悔，当丘吉尔问他怎么称呼他，是元帅还是大元帅时，斯大林的回答为元帅）。[25]当然马林科夫不会严肃地看待斯大林的这种谦逊。颂歌般的回忆录已经为那个伟大的日子做好了准备，报纸上的赞美文章激增。在12月21号当天，一个巨大的气球飘扬于克林姆林宫上方，映在其上的是斯大林那带着八字胡的脸。为了纪念他，游行队伍依据苏联的长度和宽度组建起来。莫斯科大剧院的欢宴持续至夜间，那时来自苏联与国外的政治精英们聚集一堂，争相表达对领袖的敬意。那是斯大林罕见的露面之一，然而那些见到了他的人都为他如此的身体损耗所震惊：他们满脑都是由狂热崇拜所形成的肖像，因而没有做好看见现实之人的准备。他们眼前的这个干瘪的老头儿真的是那个伟大的斯大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