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是有意操纵的结果。领导之术完全是压制型，选举以及与社会的磋商制度基本上荡然无存。公众强烈渴望一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但苏联的领导人们却将这一切看作是威胁。为强化旧制度的外壳，他们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化。强力本身并不起作用。然而斯大林已经成为苏联秩序的化身，他对于苏联公民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广泛而深刻，尽管苏联民众厌恶其某些政策。对这种现象的定量分析又完全不可能：安全部门的报告多数是印象主义的且多为总体的偏见所破坏，独立、开放式的民众意见调查也没有开展。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民众的悲痛以一种广泛而歇斯底里的形式表达出来，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斯大林至高的尊重和深切的爱戴。他已化身为军事胜利的骄傲，他代表了工业力量和精神文明。即便斯大林无意让民众对他的伟大顶礼膜拜，但这样的崇拜却不得不被创造出来。
在苏联，所有的好事都源于约瑟夫·斯大林的才能与慈善，公众生活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运行。[12]《美味和健康食品指南》一书就表达了这种崇拜，该书的序言引用了斯大林的话：“我们的革命的典型特征，不但包含将给人民提供物质享受，也包含了为人民提供自由，提供过着舒适的文化生活的机会。”[13]任何非小说的著作在没有提及天才的斯大林的前提下，都难以发行。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学，甚至化学、物理学和遗传学研究都指出得到了斯大林思想的指导，否则就被认为研究不够充分。
然而在这位暴君的脑海深处，缺乏对自身外表的真正自信。他那有残疾的左臂、天花造成的麻脸以及矮小的身形，似乎妨碍了他对这种过度崇拜的享受。他对过度奉承既喜欢又厌恶，同时他也深谙自己全新的、罕见的形象将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兴趣。熟悉则会孕育冷漠或轻蔑。正因如此，斯大林对自己的肖像画设置了诸多技术限制，这种限制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外国领袖。相对于拍照来说他更宁愿选择绘画。即便如此，他也不喜欢坐着被宫廷画家描绘；而且当被描绘时，他要求对他从审美角度进行理想化和政治粉饰。时间年复一年滚滚前行，斯大林同意批准的图像数量却逐年减少。在新拍照片逐渐减少的同时，他继续发行那些“二战”前就已批准发行的图片，这种情况也实用于他官方传记的第二版。（该版传记有大量喷刷过的，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发行的照片。）[14]
但也有两个例外。《斯大林传》中有这样两张照片，其中之一是斯大林站在克里姆林宫墙前挥手的照片，另一张是斯大林身着大元帅服的绘像。尽管这两张照片比之前的照片老一些，然而他们还是对实际年龄做了假。在绘像中，斯大林的八字胡显现成黑色，甚至他头顶的头发也仅有一丝灰色的迹象。他的脸上没有了天花造成的坑洼。他的上装搭配过于完美反倒显得不自然，他胸前那些包含五角元帅之星在内的众多徽章，看起来如同钉在了一个平直的木板上一般。这幅由艺术家B·卡尔波夫（B.Korpov）绘制的画像被用于海报、半身雕塑与书籍之中。[15]同样的，另一张是斯大林正和他的元帅们坐在一起的照片。但是，照片中的他与整个页幅相比，太过微小以至于很难辨认出他的脸和身体——但不管怎样，图像修订者再一次开始了工作：他的肩膀的宽度看起来难以置信，照片中的他看起来要比其他人所占的比例更大。[16]
使斯大林的形象“人性化”的尝试也偶有发生。最引人瞩目的是由阿利卢耶夫一家幸存者所写的回忆录。安娜·阿利卢耶夫和她的父亲谢尔盖，以他们家庭的过去而骄傲，记录了他们对十月革命前斯大林的印象。这些著作于1946年出版。[17]谢尔盖的书在他死后发行，他由于常年的苦工、担忧以及家庭悲剧而筋疲力尽，已于1945年7月去世。安娜对写有关于斯大林的著作的风险有所警觉，她给马林科夫递交了一份正式报告，以确保这些著作得到斯大林的应允。[18]这些文本是歌功颂德的，因而通过了审查。[19]但是谢尔盖无意中吐露了他知道斯大林的本名是索索·朱加什维利。他同时也提到政府于1903—1904年冬天将斯大林流放到新乌达村，他试图逃脱的尝试，由于一个致命的错误而失败：斯大林忘了带保暖的衣服，他的脸和耳朵被严重冻伤了。[20]安娜的回忆录甚至透露了更多斯大林私生活的细节。她描述了他那有残疾的胳膊是如何妨碍他在“一战”中的参军计划。她记述了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看起来更瘦更老了，且当他与阿利卢耶夫一家一起生活时，他喜欢戏弄他们的家庭女佣。这本回忆录讲述了斯大林在夏末与谢尔盖睡在同一间房里。它同样描述了娜佳·阿利卢耶娃在打扫公寓套间方面的热忱，斯大林对此非常赞同。此外，它还批露了斯大林钟爱他的烟斗的滑稽一幕：安娜回忆说当烟斗还燃着时他就睡着了，于是烧坏了床单。[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