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格勒的领导人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日丹诺夫要求提升党的政治能力的主张。但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因庇护那些致力于提升党的重要性，致力于发展党的意识形态，致力于在部长会议上压制技术专家统治的人，列宁格勒因此声名远扬。[11]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联手反对日丹诺夫，他们认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各部门应该有更大的活动自由。他们用一种晦涩的语言强调指出，应该让技术专家发挥重要作用。占主导作用的应该是专业知识而不是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不是很明显。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并不认为党应该退出行政管理领域。虽说1945年后贝利亚已经不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但他们两人都在这些部门有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意见代表他们所负责部门的利益，日丹诺夫当年的做法也是这样的。但他们在本质问题上有分歧。斯大林将要解决这一问题。
列宁格勒事件是1938年以来斯大林对共产党精英的第一次血洗。“二战”后，针对某些社会阶层，特别是新合并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中经济和公共生活中的著名人物，斯大林开始收拾他们，将他们流放，逮捕，处决。斯大林还将返回的战俘强制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去劳动。但受迫害的列宁格勒人与众不同，他们是苏联的政治精英。这一次，斯大林不会为做样子公审而担心了。几百名党政官员被送进监狱，被枪杀。受害者包括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中央委员会秘书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部长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MikhailRodionov）以及列宁格勒共产党第一秘书彼得·波普科夫（PetrPopkov）。
斯大林虽然没明确说明自己的意图，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人很容易就猜到他的目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直对日丹诺夫以及他在列宁格勒培养的亲信不满，他们打击日丹诺夫亲信的机会终于来了。但斯大林为什么会同意他们这样做呢？可能他对沃兹涅先斯基战时不听命于他仍怀恨在心。沃兹涅先斯基也是战后政治局委员中唯一一个写出畅销书的人。也许是沃兹涅先斯基名气越来越大惹恼了斯大林，就像当年的朱可夫一样。当有人发现沃兹涅先斯基遗失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重要资料时，一直对他不满的马林科夫终于有机会收拾他了[12]，马林科夫指责他不负责任，甚至有叛国行为。[13]有人发现沃兹涅先斯基一直隐瞒经济计划与真实的经济形势之间的差距。坦白地说，在他们看来，沃兹涅先斯基就是一个骗子。尽管政治领导人都在骗人，但不幸的是，有人发现了沃兹涅先斯基的骗局。在斯大林看来，没有什么比政治局委员对他的忠诚更重要的事情了。
列宁格勒的其他人对斯大林也不满。作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雄之城，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在培育一种当地的爱国主义。自彼得大帝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1918年3月，俄国将中央政府迁到莫斯科后，列宁格勒一直在与莫斯科较量。列宁格勒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在德国法西斯的屠杀中幸存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信念坚定，而不是因为有了克里姆林宫的帮助。在苏联这个以莫斯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中，列宁格勒逐渐变成了俄罗斯的首都。
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的一些做法已经超出了斯大林的容忍范围。[14]斯大林愿意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融入进他的政策和理论之中，但他一直关注俄罗斯人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列宁格勒的政治精英不了解这一真实状况。库兹涅佐夫在未征得克里姆林宫许可的情况下，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一个零售市场，罗季奥诺夫要求建立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专门机构。”[15]“二战”爆发前，沃兹涅先斯基就已经不在列宁格勒工作了；但斯大林认为他身上有民族主义情感，斯大林给米高扬说：“他认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都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16]再者说，“二战”后，包括日丹诺夫在内的列宁格勒地方领导人对南斯拉夫人很热情。铁托和南斯拉夫人主张东欧走更激进的共产主义道路。当时斯大林对铁托的提法没明确表示出异议。但斯大林和铁托闹翻后，日丹诺夫曾经表现出来的对南斯拉夫的态度难免会让斯大林生疑，虽然日丹诺夫当时还是深得斯大林信任的，但苏联的“第二首都”会不会也是一个反叛核心？沃兹涅先斯基在“二战”期间的影响特别大，而斯大林1948年甚至认为库兹涅佐夫是他的接班人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