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还有其他秘密的信息来源渠道。1946年3月从内务部分离出去并保持独立的MGB会定期向斯大林报告他们通过窃听手段获得的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谈话。斯大林相信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充满个人野心，他们扣押了斯大林数以百万计的命令，斯大林由此断定他们会制定出针对自己的阴谋。对德战争期间，斯大林命令在几百万军事人员的房间里安装窃听设备，文职人员也没有幸免，甚至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1950年也被窃听。[19]
斯大林的另一种手段是让他的下属们彼此嫉妒，互有争执，而斯大林则是唯一的仲裁者。他从不允许任何最高政治领导者在一个位置上干得太久。不允许任何人在克里姆林宫扎下根来，这是他的原则。斯大林深知，未来接班人的政治命运越是充满变数，越有利于自己的掌控。莫斯科的政治“旋转木马”不时地把一些人甩下来，幸存者则必须不断地“上马下马”，从一个位置挪动向另一个位置。这一复杂的工作仅仅依靠斯大林自身显然不够。斯大林的病痛导致他难以像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那样进行监管。就像列宁在1922年4月曾向他寻求帮助一样，斯大林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充当耳目。在1945年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在政治上会对某人最为偏爱，有时候他会暗示这个人就是选定的接班人，但他不会明确授予其接班权，这是为了在其丧失利用价值后非常容易地将其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取代斯大林的位置。
斯大林控制下属的手段不断翻新。苏联部长会议（人民委员会在同一年进行了重组）在1946年时共有48个部委，每个部委负责一个庞大的国家职能部门。斯大林不再亲自主持部长委员会工作，他增设了评议员职位作为替代。这实际上是一个垂直的系统，斯大林指定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分别负责几方面的工作。[20]斯大林需要确保整个国家服从他所设定的意图，同时又想把流动性和模糊性作为他统治权的守护神。评议员制度就是他的解决之道。他们经常面见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因其他机构的告密而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每个机构中的不同部门都相互竞争。政治局希望每个机构的部门尽量多，这种做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权。如果哪个部门机构数目呈下降趋势，则表明该部门已经处在被斯大林非难的阴影之下——甚至是领袖对其致命的怀疑。斯大林的同事总是生活在高压之下，他们总担忧会因下属犯下的一些低级错误而给自己带来灾难。
在1946年3月党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讲道：“一个人民委员必须是一只野兽，他必须事必躬亲，为工作承担直接责任。”[21]斯大林面授给政治局委员和评议员们的锦囊妙计，绝不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和罗伯特·米歇尔（RobertMichelle）所描述的官僚主义生活模式。尽管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苏联秩序稳定，某些方面出现了僵化，但总体上保持了好战性和活力。
政治类似于捕熊的陷阱。政治局委员只要上交的业绩符合斯大林的要求，他们尽可以彼此残忍撕咬。只有斯大林在场的情况下，这些属下才会有所收敛。政治局在战争期间已经停止开会，战前的传统没有得到恢复。[22]斯大林继续和其他领导人通过一些非正式方式交换意见。他总是喜欢通过政治局文件、电报和电话来征得其他人的同意，从而确保他的领导地位。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书记处——包括部长会议和主席团——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难以做出决断。党的代表大会，从形式上讲应该拥有超越各级党组织的神圣的最高权力，但全国性党代会在1952年以前从未召开过。斯大林希望通过非正式渠道统治国家，他深谙破坏党的规章制度可以延长他个人的专制统治。他可以根据自身的喜怒哀乐而随时干涉下属的工作。他有意传达给下属相互矛盾的工作指令，任他们去揣摩。问题是，下属们不可能像斯大林那样恣意妄为，他们必须严格地根据程序来工作。与此同时，他们为了获得实际的结果而违反规则。除斯大林外，每个人都承受着这种持久的压力而不敢有丝毫的不满，因为这种状态正是斯大林所中意的。
实际上斯大林经常离开莫斯科，这让很多同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评论家）推测斯大林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控制，这纯粹是一个误解。事关国际、政治和经济工作中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由斯大林完成最后裁决，克里姆林宫的政客们由于对他深存的恐惧而不敢存有任何的欺骗心理。在中央和地方都在运作的这样一种管理方式也处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战争结束时政府、党、安全警察和军队四大机构，同时发挥着重大作用，这符合斯大林的需要，他需要这样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没有一个机构因为其主导地位而威胁到斯大林的地位。“二战”结束后，最明显的威胁来自红军，英雄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顺理成章地成为斯大林怀疑的重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