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试图与斯大林和解的努力都被他置之不管——卫国战争结束后，他有计划地迫害那些在“二战”后掌权和崭露头角的人。[6]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在1949年被捕。热姆丘任娜是犹太人，斯大林讨厌她对以色列外交使节戈尔达·梅厄（GoldaMeir）的热情欢迎。在政治局就热姆丘任娜驱逐出党一事投票时，莫洛托夫投了弃权票，但随即就向斯大林道歉：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声明完全赞成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一决定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也给我们如何理解党性上了重要一课。进而言之，我对自己没能管教好热姆丘任娜，而导致其酿成这一深重罪行表示忏悔。正是由于我的疏忽，使得一个与我如此亲密的人，一步步地堕落为一个米霍埃尔斯式（Mikhoels）的反苏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7]
莫洛托夫不是唯一被强行夺去伴侣的苏联领导人。叶莲娜·加里宁娜（YelenaKalinina）（加里宁的妻子）和塔玛拉·哈赞（TamaraKhazan）——安德烈·安德列耶夫的妻子——长期被关在劳改营（尽管加里宁娜在她丈夫死后获释）。[8]
莫洛托夫在1945年12月与斯大林发生一场不快后，向斯大林保证：“今后我将努力用行动来证明我没有辜负您的信任，每一个崇高的布尔什维克都不仅将这份信任看作是您个人的信任，而且认为这是党的信任，这份信任的价值超过了我的生命。”莫洛托夫居然允许丘吉尔的演讲片段在莫斯科多次重印，这在斯大林看来是“粗鄙和机会主义的错误”。[9]这件事情本身并无大碍，问题是斯大林拒绝这样看问题。斯大林从阿布哈兹发来电报，电报中愤怒地责问：“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方面地改变我们的政策，而莫洛托夫却妄称自己有这样的权限。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怎敢这样做？这是不是他整个通盘计划中的一些小把戏呢？”[10]当斯大林因为粮食收购问题而咆哮大怒时，米高扬也不得不表现出谦卑恭顺：
我和其他同志不具备像您那样高屋建瓴地处理重要问题的能力。我要竭尽全力向您学习如何适当地开展工作。在您慈父般的领导下，我将从您严厉的批评中吸取教训，这有助于我日后的工作。[11]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知道他们必须追随斯大林，好像他是苏联苛刻而公正的家长——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存活下来。
在斯大林举办的一场舞会上，莫洛托夫邀请波兰共产党领导人雅各布·伯曼（JakubBerman）作为自己的舞伴，一起跳华尔兹，男人之间这种违背习俗的活动正中斯大林的下怀。当时，斯大林在摆弄留声机而莫洛托夫则带着笨拙的伯曼跳起华尔兹。他们因此犯了严重的错误。斯大林认为伯曼在和莫洛托夫跳华尔兹时，对苏联外长耳语了诸多平时不便说的大事，而非简单的甜言蜜语。[12]
斯大林喜欢在下午四五点左右吃午餐，而晚餐安排在晚上9点以后，所以整个领导层也必须集体调整他们的生物钟来适应斯大林的习惯。[13]卡冈诺维奇生活作息时间严格遵循斯大林的时间，二者相差不到几分钟。[14]莫洛托夫的应对办法则是白天打盹。莫洛托夫经常对下属讲，“我现在准备在隔壁房间休息13分钟。”13分钟后，他会像机器人般地准时从会议室的沙发床上起来返回到办公室。[15]所有人都知道领袖会在傍晚开始工作，苏联的精英上层都必须照做——他们的家庭也必须忍受这一切，这是他们维持生命和享有特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工作时间表也得按克里姆林宫标准调整。从苏联到柏林、地拉那和索菲亚，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根本不敢远离电话，因为斯大林会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打电话过来。[16]
随着斯大林在南部度假的时间变长，他开始频繁地使用电报。很明显，他不能完全在细节上控制整个国家机器了。“我并不是对每件事都了如指掌，”他对“二战”后的通信部长伊万·科瓦廖夫（IvanKovalev）说道，“我会注意那些不同意见和抗议，要弄明白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内容。”[17]斯大林解释道，下属们总是对他隐瞒真相，他们在把实情上报前总是事先编好一个折衷的妥协方案。对斯大林而言，这简直就是阴谋，只有沃兹涅先斯基特立独行，无此陋习，斯大林对此大为赞赏。斯大林厌恶其他政治委员这种“不诚实”的做法。虽然他可能没有侦察到具体的欺骗事例，但他知道他们在欺骗自己。下属不可信任这是斯大林工作的前提，他为此启动了应对机制。斯大林为努力寻找领导人相互之间说法上存在的分歧而累得筋疲力尽。[18]政策断层线处极易产生分歧。斯大林偶然间找到了一种刺探“克里姆林宫走廊”上存在秘密的经济而实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