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西方国家过去都认为双方业已签订的协定——自1921年的商业协定起——难以持久，应该中止。随后事态恰恰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1924年英国撕毁了1921年同苏俄人民委员会所签订的条约。日本和德国分别于1938年和1941年与苏联开战，尽管之前苏联与他们彼此都有友好条约。斯大林和英美在“二战”期间形成的战时合作关系，始终伴随着紧张和怀疑，斯大林和另外两巨头的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只是因为反法西斯的共同利益才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得以维持而不是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都认为对方难以理喻。
然而，仅仅从上述情况难以对双方分道扬镳的时间和方式做出合理解释。斯大林在战争中斥责盟友的背叛；而杜鲁门则对苏联残酷的领导人没有心存幻想，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个性之间的冲突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盟国内部也存有利益的冲突和矛盾，英国希望维持原有的大英帝国，而苏联和美国希望解除他的这种优势地位。美国致力于建立欧洲和远东的霸权，这注定会激怒受到长期与德国和日本作战洗礼的苏联领导人。然而，苏联事实上已经先下手为强，将东、中欧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完全不顾及盟国给予东欧各国战后独立的美好承诺。同时美、苏都想主导对德、日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战后的苏联经济，除军事领域外，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切无疑增加了杜鲁门的自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发挥着它的经济和工业方面的优势，截至1949年美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世界局势危如累卵，如果要避免军事冲突，斯大林和杜鲁门彼此间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小心翼翼。
在德国即将失败的时候，斯大林就预测到了未来一定会矛盾重重。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1945年5月8日，美国停止了1941年通过的《租借法案》，并且命令公海上的船只陆续返回美国。苏联曾经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提供过服务；现在它如果希望得到进一步援助，就必须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美国对西欧采取的政策也正体现了这一特点。美国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支援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组织，目的在于削弱他们国内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战后美国已将西班牙纳入自己的霸权之下，因而对弗朗哥与希特勒战时的合作也不再追究。英国帮助希腊的保皇派镇压国内的共产主义力量，杜鲁门政府也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美国在亚洲和非洲获得了空军基地。[1]在中南美洲建立了亲华盛顿的独裁政权。英美干预中东地区以获得廉价的石油资源。美国赋予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全权代表权，直到日本可以按照美国的政治目标建国。
大英帝国衰落了，美国急迫地想在更多地区扩大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这一切都在斯大林的意料之中。随着英国日益显露的衰落，苏联和美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要角逐者，为此斯大林必须熟练地操纵。1945年4月在旧金山召开大会讨论成立联合国问题，斯大林希望苏联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为此，莫洛托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谈判，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因为美国人不再担心和顾及苏联敏感的神经。[2]
苏联的政策在1946年时也开始变得明晰起来。虽然丘吉尔在这个时候已经离职，但他仍在1946年5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富尔顿（Fulton）演说”，这个演说充满了火药味，丘吉尔说：“由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的存在，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并且认为不应该对苏联妥协。丘吉尔高度总结了杜鲁门上任以来就此问题的多次零星言论，但是在美—英战略中还有一个漏洞，直至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在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发回来了一封长电报，才填补了这一漏洞。凯南认为西方盟国应该采取除军事以外的其他措施遏制苏联。随着美国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可以遏制苏联的军事冒险和进攻。这也是接下来几年美国国家政策的核心，任何美国领导人如果胆敢挑战这一政策就会面临解职的危险，这也使得杜鲁门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显得更加自信。英国只是美国政策的助手，并不掌握政策的决定权，英国对美国这一政策取向持支持态度。同时斯大林从苏联的情报系统了解到，如果他要想避免和美国这样一个较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那么在全球事务中就必须有所节制。
1947年成为战时联盟冲突公开化的一年，几件事情加剧了盟国内部彼此的憎恶。每一次危机都在证实双方对对手的不信任是多么正确，杜鲁门和斯大林对此深信不疑。恢复合作关系是困难的。战时同盟关系逐渐进入冷战状态，杜鲁门和斯大林开始互相指责。军事方面的胜利使得双方都想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相信对手——华盛顿和莫斯科对此皆不敢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