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公民的物资供应一直受到斯大林及苏联政府的关注，他们认识到战争胜利后民众对政府会有更高的期望。最初，斯大林对于经济的短缺状态没有任何改善计划。尽管他对政治进行强制性的控制，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零售业来扩大对食品和工业品的供应。1946—1948年的一些政府法令重申了这一目标。[12]他们就如何促进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政策进行过多次讨论，并认识到对一些商业结构进行重组势在必行。[13]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战时的通货膨胀政策必须终止。1947年12月党和政府果断地宣布卢布贬值，公民的存款金额也因此减少到原有价值的十分之一。同月，定量配给制法令的实施被终止，苏联公民不得不倾其囊中所有进行消费或储备起来，等待升值。
苏联不是唯一一个对战后经济复苏采取紧急措施的国家，然而绝少有政府像苏联那样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困境。法令的宣布是如此突然，且事前没有任何警告，斯大林常以这种方式统治国家，他希望“人民”能顺从地接受他的要求。尽管货币贬值激怒了数百万公民，但他并不是引起人们生存危机的罪魁祸首：人们拥有如此多的货币的原因在于商品供不应求。由于颁布贬值法令，斯大林的存款也在贬值，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崇尚物质的人。他去世后，人们在其孔策沃别墅发现了未动用的工资，斯大林所重视的不是财富而是权力，任何情况下他和亲信有专门的购物渠道因而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由于斯大林长期以来的高压政策，部下已经习惯于竭力减少对真正苦难的汇报。1947年一场可怕的饥荒肆虐整个乌克兰时，作为基辅市党的书记的赫鲁晓夫负责处理这件事。在向克里姆林宫求助时，赫鲁晓夫做得异常谨慎，以免斯大林得出赫鲁晓夫已经变得软弱这样的致命结论，因此当时整个乌克兰的恶劣环境，斯大林并不知情。[14]
尽管赫鲁晓夫如此谨言慎行，他还是发现自己已经陷入麻烦之中，他说：“斯大林给我发来一封极其粗鲁和极具侮辱性的电报，指出我是一个可疑的人，因为我写备忘录试图表明乌克兰不能实现斯大林计划的配额目标，我为了解决民众的肚皮问题而提出的配给卡要求也被讥讽为数量空前。”[15]斯大林对于1946年颗粒无收的干旱不承担责任，但是他依然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创始人和主管者。他残暴地拒绝了援助乌克兰的请求，这样对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数百万死于饥荒的人们来说他难辞其咎。在乌克兰，“食人事件”屡见不鲜，这些经历在赫鲁晓夫的脑海里留下了烙印，他开始理解苏联经济体制中愚蠢的暴行。斯大林不可能做出类似的反应，他十分厌恶任何情绪性的表现。斯大林往往倾向于认为，任何关于农村苦难的报道都是乡下人欺骗城市当局，迫使当局放任他们的伎俩。[16]
斯大林及高层领导人并不能控制一切。他们关注的是恢复对1941年之前已被当局控制的国家部门和社会领域的统治。有时候并非总是如此，具体政策也会发生改变。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喜欢称苏联战后时期的独特性，然而没有道理将这一时期称为“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主义”。事实上，斯大林的行为大多数是反动的，他试图强制性地再次恢复“巴巴罗萨”计划之前的苏联模式。然而，克里姆林宫未能完全控制俄国的社团和边缘地带，原有的混合和混乱状态依然在持续；与战前相比，有更多的团体公然表达他们的愿望。当然，最明显的是处于重新划入苏联的西部地区的游击队员，古拉格也开始动荡起来。对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反对者的逮捕，给古拉格劳动营输入了宁死不屈分子，他们的桀骜不驯得到了其宗教信仰和民族自豪感的支撑，这一点在战前的古拉格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
假如一个极权国家不能在其统治区阻止抗议和罢工，这表明其政权出现了问题，克里姆林宫的某些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向斯大林汇报。尽管镇压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古拉格的动荡局面并未平息。即使在苏联政权根深蒂固的地方，仍然保留着顽固而又难以解释的政治不服从行动。战时的高压机构致力于消除失败主义，然而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仅仅只希望能在没有国家干涉的情况下享受个人生活。在某些情况下，年轻人接受了西方音乐和流行时装，莫斯科学生对国家的疏远特别明显。同时熟练的技术工人拒绝为官方宣传所蒙蔽；他们知道自己对工业企业的价值，而企业则承受着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巨大压力。由于劳动纪律不再像战前那样得到法律的严厉支持，因而有所松懈，难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