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之后，苏联想要用除军事之外的其他手段来显示自己的实力，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置于最优先考虑地位。苏联在远东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动作，斯大林接受了美国对日本以及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无可挑战的控制，他满足于雅尔塔体系中得到的千岛群岛。他也意识到延长红军对伊朗北部的占领可能会导致与美国关系的恶化，西方联盟一再要求苏联撤出在该地的军事武装，直到1947年4月苏联才最后撤军。尽管苏联撤军后伊朗政府继续镇压北部的分裂运动，但苏联再未重返伊朗。与此同时，苏联为了得到土耳其的领土，不断向其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总统积极致力于保护土耳其主权，防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苏联妄想把利比亚变成自己的保护国，但是遭到了英国外交官欧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的强烈反对，之后苏联选择了默默放弃。[3]
由于欧洲遭受了纳粹的侵略，所以当乔治·马歇尔在1947年6月5日决定要援助这一地区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苏联也在援助范围内，苏联本打算派保加利亚和罗马利亚的代表来破坏“巴黎大会”，但斯大林经过再三考虑并最终确信这是西方集团精心设计的包围苏维埃的计划。[4]马歇尔希望通过对西方提供援助，来削弱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莫斯科的外交官员曾考虑过美国的援助是否真正有助于苏联战后经济的恢复。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只援助那些市场开放的国家。马歇尔和杜鲁门也早已料到苏联不会接受附有如此限制性条款的援助。“马歇尔计划”服务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这其中包藏着极大地削弱苏联对欧洲控制的目标。即使是瓦尔加（JenoVargo），这位主张欧洲可以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官员，在看到“马歇尔计划”的时候，也认为它如同一把匕首插入了莫斯科。[5]苏联外交政策的节制性就此暂时中止了，“冷战”就此爆发。之所以称之为“冷战”，是因为美苏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既然已经占领了东欧，斯大林决不会轻易放弃到手的利益。斯大林信奉建立在缓冲国基础上的传统安全战略。远程轰炸机和核导弹很快使这些传统安全观过时。苏联低估了占领东欧国家可能带来的沉重负担，甚至不惜直接卷入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东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领导由于预测到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的可能反应，因此中断了在巴黎与美国的谈判。
然而包括共产党部长们在内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热切地希望到巴黎讨论“马歇尔计划”。以哥特瓦德（KlementGottwald）为团长的代表团在1947年7月10日出访莫斯科时为此受到了斯大林的训斥，斯大林大为光火：
我们对你们决定要参加巴黎会议的计划感到很吃惊，对我们而言，这是关系到苏联和捷克友谊的问题。不管你们希望还是不希望，客观上正在使苏联孤立，你们应该认清当前的局势，所有与苏联友好的国家都拒绝参加这次会议，而与我们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却计划参加这个会议。[6]
捷克共产党人领导哥特瓦尔德留下外交部长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Masaryk）经受苏联这场暴风雨的考验。马萨里克试图提醒斯大林注意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对西方的依赖性；最后他说波兰也希望参加“巴黎会议”。然而斯大林并不为此所动。抗争无效后，马萨里克只好请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帮助他们编造退出大会的理由。斯大林只是简单地建议捷克应该照搬保加利亚模式。马萨里克只能说捷克内阁会议第二天晚上才能召开，言外之意即是到那时才会就是否参会作出最终裁定，为捷克挽回了一点点尊严。此次访问也就此结束，代表团最后还得感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出的必要建议。[7]
全世界都见证了斯大林对美国持续的诽谤，这种不明智的策略最终导致就连最初认为美国对苏政策过于强硬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也迅速转变了态度。杜鲁门因而发现自己的政策在国务院获得通过非常容易，他不需要费多少口舌就向国会证明对西欧国家的经济援助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吻合。现在轮到斯大林进行战略抉择了，他面临的挑战非常明确，即美国力图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置于美国霸权之下，尽可能多地为美国工商企业带来利益。苏联经济仍然处于极度的困难之中，美国没有任何帮助苏联经济复苏的愿望。尽管如此，斯大林本可以更灵活地应对这种局势，他可以通过延长谈判期，而不是断然拒绝杜鲁门的条件，来向世界证明马歇尔计划的利他主义背后隐藏着的是美国的私利，但是斯大林与美国决裂的决心已定。波茨坦会议后，斯大林再也没有与杜鲁门会面，他压根就不想跟杜鲁门会面，他也不愿意与西方外交家谈判。既然美国已经下了战书，斯大林就选择接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