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并未受制于上述窘况。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斯大林并不打算仅仅是因为大部分公民处于饥饿和贫困状态就改变政策。他相信自己可以继续通过降低公众福利，来实现国家财政预算。政治局成员很快明白了这一点。假如他们想对党和政府的纲领施加影响，他们在怎样向斯大林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就必须保持一定的警惕。他们有时高估了斯大林的忍耐程度。1945年后，一些观点被允许公开讨论。然而如果政治局成员们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政治地位，那么他们就必须慎重。但是如果他们对苏联面临的困境未能提出战略性的观点，斯大林也同样难以容忍。这也是斯大林对下属要求的一个部分，忠实地执行现有政策并不能令斯大林完全满意，斯大林有让下属反映出自己真实心迹的天赋。事实上，由于斯大林掌握了对他们的生杀大权，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与此同时，下属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然而他们面对斯大林时还得假装自己对此并非了然于胸。只要斯大林活着，他们就要根据他制定的规则来办事。
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逐渐认识到，政治高压往往会适得其反。经济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草拟的年度报表中清晰可见的是：古格拉劳动营的花费大于其所赚取的利润，为了提高生产率，货币激励政策开始引入劳动营。[10]这不足为奇。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北部工作的缺乏食物和医疗保障的人们，工作起来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有效率。而且，为了让他们屈服，必须配备众多的管理人员、守卫、铁路人员和秘书。这种非正式的奴役制度并不是获得木材、黄金和铀的最经济的方式，但是没有人愿意承担直接向斯大林汇报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他们唯恐自己被送入劳动营。古拉格的真实情况，克里姆林宫的上层实际是心知肚明。
斯大林计划中的其他方面同样困扰着一些政治局成员。马林科夫后来阐述了发展轻工业的重要性，尤其提倡增加消费品的生产。贝利亚关注的是，官方政策仍然冒犯了那些非俄罗斯民族的人，他也不赞成对民族文化自我表达的高压控制。在赫鲁晓夫看来，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需要是土地，因此农业改革至关重要。对外交政策发表意见则会冒着更大的危险，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机遇问题的辩论告一段落之后，斯大林对类似讨论进行了限制，这一点在斯大林去世后仍然继续。同样还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坚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将是一场灾难。透过官方政策的表象，大家意识到有些政策必须改变。一些政治局成员战后认识到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不能为所有苏联问题提供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政策的改变不仅关系到政治局成员的政治生命，而且也是为了确保苏联的实力和威望得以延续。
然而，当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他的政策没有受到丝毫挑战。斯大林并非完全缺乏灵活性，战争期间实行过的一些“妥协”政策，现在依然大行其道。他没有忘记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战时的作用，这些在战争中重新开放的教堂，继续发挥其功能，东正教牧首同意为苏联政府的“和平政策”担当非官方大使，作为交换，俄罗斯东正教会贪婪地占有了之前属于其他基督教派的地产。
斯大林战时偏袒俄罗斯民族的政策同样得以延续，这种现象在历史教科书上表现得很明显。1941年前，对抵抗俄罗斯帝国扩张的人表示尊敬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穆斯林传教士沙米尔在达吉斯坦和车臣与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军队进行过战斗，他因此被宣传为反沙皇的英雄。而“二战”后他的名誉却不断遭到损害，实际上现在的克里姆林宫将十月革命前任何反对沙皇军队者都定罪为反动分子。俄国已经将特定的文化、启蒙和秩序渗透到边境地区。对沙米尔的处理，是其民族问题政策发展进程中的一次真正考验。城市景观中的视觉象征也被重新调整，在1947年9月庆祝莫斯科建城800周年之时，斯大林命令在高尔基大街树立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YuriDolgoruki）的雕像，线条强壮的男性设计令人们对中世纪俄国的伟大感到敬畏。[11]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为俄罗斯民族的举杯祝颂具有永恒性。
尽管对文化表达的限制同战时一样宽泛，但是艺术界和学术界的情况较卫国战争之前有轻微放松。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和诗人阿赫玛托娃仍旧在为公开演出而辛勤耕耘，学者们亦是如此，他们都从与战前相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中受益。